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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凡尔登（Verdun）战役期间，法军决定要牺牲一营的兵力去阻击德军，试图缓和德军的攻势。战斗开始前的下午，克莱蒙梭来检阅他们。斯皮尔看到一群明知这将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法国兵，走上前去，把一束野花献给克莱蒙梭。即使“老虎”（译者注：克莱蒙梭的绰号）那样的人，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花，转过身去哭了。12年后，克莱蒙梭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一束早已于了的野花，旁边有张字条，上面嘱咐将这束野花放在他的棺木中，陪着他下葬。
1940年，邱吉尔把斯皮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到法国。6月16号下午，邱吉尔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波尔多的雷纳德（Reynaud），建议法国与英国木应该再是两个国家，应该合并成为法一英联盟。这个构想源于让·莫奈（Jean Monnet），他希望这就能让雷纳德和他的同僚有勇气飞到北非去。但是贝当（P6tain）却说这会是与“尸体”联合，还是向希特勒投降了。邱吉尔本人对这个想法也并不热衷，他传达它只是因为内阁喜欢它。数年后，他对斯皮尔评论道：“那真是一次幸运的逃脱。”
有一天下午在多佛，斯皮尔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895年，有一个法国女人被泽西岛（Jersey）的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与狗兽交。经过审问，她被定了罪，最后根据泽西岛的法律被判死刑。法国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抗议，指出这样的罪行在法国仅仅会处以罚款。当时的内政部长阿斯奎斯（ASquith）也向泽西当局提出抗议，但他们仍坚持原判。阻止行刑的唯一办法就是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发布一道暂缓执行的命令，但是首相罗斯柏瑞（Rosebery）勋爵实在不知道如何当面向维多利亚女王解释这个案子，最后只好决定把拟好的暂缓行刑的命令夹在一札关于军事将官升迁的文件中呈给女王。年老的女王及时地在上面签了字，并没有询问事实如何。但是这份文件必须事先通知会泽西议会才能生效，不巧的是这个威严的组织正在休会。这时，伦敦的整个内阁都开始关注这件案子。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海军部长大声说：‘首相，您也许最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处理。’结果就这么决定了。当天深夜，一艘炮艇上的官兵突袭了蒙特一圣一奥吉尔堡（Momt－St－Orgueil），救出了那位犯人，带她上了船，全速驶到法国海岸边，然后把她推下了海。她就这样游回到自由的怀抱中。”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八章 奇迹森林
第八章 奇迹森林
执掌西尔斯·罗伯克（SearsRoebuck）百货商店期间赚进了大笔财富的朱利斯·罗森沃德（Juiius Rosenwald）曾说过：“我从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会赚很多钱，他就一定很有头脑。有些白手起家成为富翁的人，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人。有钱人不会因为有钱就聪明，他们也并非因为聪明才赚到了钱。永远不要把财富与头脑混为一谈。”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自己的智商是多少吗？我一直都以为我的智商在145左右，比天才低，但是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很正常。但是最近我做了智商测验，只有96只是挖沟工人的正常智商。
这还不是我唯一的残障之处。九岁的时候，我得了气喘，这个严重损害了我健康的宿疾一直缠着我，直到中年。我还对许多东西有恐惧症。我怕海。我最早的记忆是别人划船带我到离岸边大概一百码的地方，然后我对船夫尖叫：“你们骗我，混蛋，我够不着底了！”
25年以后，在新港（Newport）外面杰里·兰伯特185英尺长的帆船上，兰伯特清晨四点就被我在甲板上的大叫吵醒：“船上的人在哪儿！人人都只顾自己！”而当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风浪。
我在洛克斐勒中心36层、比尔·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工作时，因为害怕搭电梯，从来不出去吃中饭。但是我最害怕的还是飞机遇到气流。不管是烈酒、催眠大法，还是镇静剂，通通宣告无效。偶尔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我一分钟都不会忘记，下面的火车比飞机安全四倍。
运动方面，我只会褪球和attaque（译者注：一种法国攻击游戏），高尔夫球、网球、桥牌、国际象棋等通通不会。我只会跳波尔卡和快步舞。我看书慢得像蜗牛爬，但是不动嘴唇。我不会聊天，但却是你一辈子都想得到的最好的听众。我最愚蠢的坏毛病就是不怕麻烦地走得远远的，以避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譬如不合我意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显然是蛮英俊的，尽管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英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就像一句西班牙谚语说的：男人就像胡子一样，越丑越英俊。当有人请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18世纪最丑陋的英国人，解释一下全天下都知道的他对女人无往不利的秘诀时，他说：“我花半个小时聊完我的脸。”
我对天堂的想法跟济慈（Keats）一样——“给我书本、水果、法国酒，以及好天气。”
向50位挚友致敬
杰洛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曾这样写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剧是遗忘。快乐的时光来来去去，我们的朋友会逝去，所有的事物在最后都会化为尘土。但是如果可以保存一个纯净而清晰的影像，那么这一切就都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遗忘是真正的死亡，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保存和收藏的话，那就是记忆。生命中所有的真义都在记忆之中，所以如果停止回忆，停止被过去的经历所感染，那么就必须要忍受自己生命的存在一点点消失的折磨。”
近年来，我的健忘越来越厉害，严重到生命中许多重要的片段都从记忆中消失了的程度。所以我做了一份挚友清单。
我一直在抗拒把一些并不真正是朋友的名流，像罗斯福夫人、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以及菲利普亲王列入这份名单的诱惑。我也没有把父母、祖父母、侄儿、侄女、叔伯、婶母包括在内。我的儿子和养子、养女们也不在其中。
学校，1920～1928年
亨利·哈佛葛（HenrgHavergal）：费提兹学校的音乐老师，60年后仍然是我的好友。在格洛斯特教堂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上，他介绍我认识了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
坎农·威尔逊（Cannon Wilson）：我15岁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但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还是诗人凯佛利（CalVerly）的朋友，并担任过克里福顿（Clifton）的校长。
南首·布朗（Nancy Brown）：在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她嫁给了马丁·塞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后来改嫁约翰·韩特葛瑞（JOhfl Hllflter－Gray）
马哥·罗思斯（MargofLoines）：她嫁给了狄威·莫若（Dwight Morrow），后来改嫁约翰·威尔基（JOhnWi压ie），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
巴黎，1931年
珍妮芙·瑟瑞维尔：她17岁的时候，我带她出去——那是她的第一次约会。后来嫁给了沙夏·盖查。
爱丁堡，1932～1935年
莫瑞斯威特（Murraythwaite）的莫瑞太太（Mrs．Murray）：她在登佛来斯（Damfries）的宅院中有16名侍女。我做雅家炉推销员时，常去那儿度周末。
克里斯汀·罗布克：我在爱丁堡的女房东。一个从斯盖岛来的可怜女人，后来在纽约成了一个优秀的厨师。她的房客中包括康普顿·麦卡锡。
伦敦，1935～1938年
法兰西斯·海奈尔爵士（Sir Francis Meynell）：我邀请他加入美瑟一克劳瑟广告，他在公司里受封“印刷服务专员”。他在自传中写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
温蒂·莫里森（Wendy Morrison）：历史学家撒母耳·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liotMorrison）的女儿。她拒绝了我的求婚，嫁给了布鲁克斯·贝克（BrooksBeck），贝克在婚后几年就去世了。
哈利·罗伯特（HarryRoberts）：伦敦贫民区的一位医生。每周四天他都会窝在自己在彼德斯费尔德（Pe－tersfied）的家中写文章和侍弄花草，周围围绕着四个了不起的女人。
纽约，1938年
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一位卓越的律师。他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