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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借到这笔资金的人的花费。财政政策在决定政府花费在总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及谁将承担这一支出的负担问题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决定货币政策并由此而决定通货膨胀问题，财政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起因于政府对印刷机的求助，以便供给他们的支出。这通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存在着诸如战争失败或国内革命之类的巨大压力，环境限制了政府通过公开的税收来获得资源的能力。
14．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对利率的影响起初是以某一方向进行的，但后来却是以相反的方向进行。更为迅速的货币增长起初趋于降低利率。但后来，所导致的支出加速及更迟一些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却导致了贷款需求的增加，这将使利率上升。此外，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加大了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之间的差异。当贷款人与借款人都开始预期到通货膨胀时，贷款人要求而借款人愿意提供较高的名义利率，以抵消所预期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了为什么在那些货币数量与价格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里利率最高——此类的国家有巴西、智利、以色列、南朝鲜。与此相反，较低的货币增长率起初将提高利率，但后来，当立减慢了支出与通货膨胀时，又将降低利率。这说明了为什么在货币数量增长速度最慢的那些国家里利率最低——此类的国家有瑞士、德国及日本。
15．在主要的西方国家中，与黄金的联系及由此而来的价格水平的长期可预测性意味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一时期为止，利率的变动都好象价格被预期为稳定的，且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未被预期一样；所谓的费雪效应几乎完全不见了。名义资产上的名义所得相当稳定；但实际所得却是不稳定的，吸收了几乎全部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6．20世纪60年代之初，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利率开始与通货膨胀率相平行。名义资产上的名义所得变得更为可变；而名义资产上的实际所得的可变性却减少了。
政策含义
从一非常概括的水平上说，货币数量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从一更为准确且更为详尽的水平上说情况则不是这样。
人们对货币数量理论的接受，意味着货币数量在以控制价格水平或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为目标的政策中是一个关键性变量。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增长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到制止。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减少时，通货紧缩才能够得到制止。这一含义决非无足轻重。货币当局更为经常地将信贷市场的状况——如利率、贷款的可得性等等——视作评判政策的标准，而很少甚或从来不重视货币数量本身。当信贷与货币数量相对立时人们对信贷的侧重，即成了1929至1933年期间美国大紧缩的原因——那时联邦储备系统允许货币存量减少1/3——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有关的政策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一种一般性水平上，货币数量理论也不具有如此明确的含义。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已经被证明与增长、停滞或衰退相一致。
从这些一般赶往和含糊的表述过渡到对政策的特别描述是十分困难的。从货币数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平均说来）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尝试性的结论：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可以被用来作为抵消导致名义国民收入不稳定的其它力量的有效工具。不幸的是，短期当中货币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之松弛，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变量之间所存在的漫长且变化不定的时滞，及政策制定者的各种目标之间所存在的经常性冲突，妨碍了准确的抵消性控制之功效。
国际硬币本位仅给独立的货币政策留下有限的余地。在任何较长的时期当中，货币数量均由支付平衡所决定。资本流动加之在出于货币动机或其它动机而进行的资金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时滞，造成了一定的偏差；而偏差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外贸易在该国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反应的迟缓程度。这样一来，在有效的国际硬币本位下，货币政策主要地是由意在避免或缓解银行危机与流动性危机的银行政策所构成。
在1971年以前，脱离国际硬币本位的情况（至少是就各主要国家而言）较少发生，而且只是出现在危机时期。通过对这类事一件的研究，费雪平1911年总结到：“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一成不变地成了使用它的国家的祸根。”这一概括同样地适用于自1971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当然也适用于1917年以前的时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这类事件通常是暂时性的。
国际硬币本位之重要性的不断下降及其在1971年的最终消亡，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情况。“不可兑现的纸币”不再是危机时期可籍以使用的权宜之计，它已成为各国在和平时期的正常情形。这时的各国政府并没有面对任何国内危机（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而且有充分的能力通过公开的税收来获得大量资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块尚未耕耘的土地。
正如凯恩斯1923年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当局不可能一仆二主。他说到：“我们无法既使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又使汇率保持稳定。我们被迫作出选择。”自那时以来的实践又使这一困境转化为更为复杂的情况。原则上货币当局可以取得下述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两个：控制汇率，控制价格水平及免除外汇管制。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以采取外汇管制来实现头两个目标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这种控制的代价极高，且最终毫无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也是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情况中搁浅。各国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种种努力，结果却与保持固定汇率的企图相冲突，而保持固定汇率的企图导致了外汇管制的实施，导致了伴随着大规模的、不连续的汇率变动的、一再发生的货币危机，并最终导致了1971年对该体系的废除。
从那时起，大部分国家都不再具有关于汇率的正式协定，汇率得以自由波动，且波动的幅度很大。尽管如此；凯恩斯所描述的那种困境依然存在。各货币当局纷纷力图影响他们的货币的汇率，与此同时又力图取得一系列国内目标。结果就出现了被描述为管理浮动体系的那种情况。
设计一种新的体系以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种种努力，构成了近期的政策讨论的主要内容，这种新的体系应能通过某种方式而将汇率稳定的优点与国内货币稳定的优点结合起来。例如，麦金农提出的建议是让美国、德国与日本三国在它们的货币之间固定汇率，并为这三个国家共同发行的货币总量（或强力货币）确定一个联合的增长率目标。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是在范围更大的公众之中，这种建议没有一个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另一种政策讨论涉及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工具、政策对象及政策目标等问题。业已取得了相当影响的货币数量理论方法的要素之一，便是对货币数量的侧重，将货币数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适当的中间目标。大多数主要国家现在（1985年）都奉行这样一种作法：事先宣布它们的货币增长目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及许多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事先公布的政策目标所取得的功效差异很大——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后果可怕。最近，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赞同下述做法：将名义国民收入（通常是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用作中间目标。这些作法的共同特征就是货币数量理论对名义数量的重视。
另一种更为抽象的政策讨论涉及的是最优货币量问题，即什么样的货币增长率或什么样的货币增长模式将原则上最有效地促进经济体制的长期效益——这里的意思就是帕累托福利最优。这一问题结果被证明与许多其它问题紧密相关，特别地与下述问题紧密相关：价格水平的最优行为；利率的最优行为；资本的最优存量；以及资本的最优结构。
一种广为接受的答案是以下述观察为基础的：即鉴于增加货币实际数量的目标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水平而实现，故此在这一过程中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