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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发展重新开始,见解的自然摆动再度明朗化。哥白尼的胜利,与牛顿解释天体现象的惊人成功,使人们夸大了他们的方法的力量。拉普拉斯以为只要知道组成宇宙的各质量的瞬刻构形与速度,一个头脑精细的人就可以算出宇宙整个过去与将来的历史。科学每前进一步,机械论的力量总是要被人过高估计,这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特色。其实当新知识完全消化后,人们就看出旧问题本质上依然未变;而诗人、先知和神秘主义者也就出来重整旗鼓,以新的言语从更优越的地位向人类宣布他们的永恒的启示。
大致说来,达尔文的成功的第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机械论哲学浪潮的再起。我们不妨说:进化论的确立大大加强了自然界可以了解的感觉,并且增强了那些把他们的生命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们的信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当的,而且毫无夸大之处。可以说进化论的确立,加上生理学与心理学,从生物学方面补充了在当代物理学中出现的一些趋势。这些趋势使人觉得很快就可以用永恒不变的质量及有限的数量和绝对常住不变的能量,来对无机世界给予完满的说明了。
由于可以把质量与能量守恒原理应用于生物现象,人们就产生了一种过分的信心,以为生物机体的各种活动,不论是物理的也好,生理的与心理的也好,都可以解释为分子运动的方式,及机械的或化学的能量的表现。进化论的流行,造成一种错觉,使人以为既然我们已经懂得进化通过什么方法进行,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的起源与历史,人的内在精神的性质与从外面所见的人体的结构也就揭露出来了。正是在德国,达尔文主义的这一发展,最为流行。
这种情况,在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达尔文不但证明动物与人的身体的进化,至少一部分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说明,他并且证明动物的本能,如其它生命的过程一样,也要在选择的影响下发展;而人的心理机能是和动物的本能类似的,也要经历类似的变化。海克尔在达尔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备而不调和的一元论哲学。他认为有机与无机世界是统一的。碳的化学性质是生命的运动的唯一原因,有生命的原形质的最简单的形态必然是从碳与氮的无机化合物,经过自然发全的过程,产生出来的(可惜这个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心灵的活动不过是一组完全决定于原形质的物质变化的生命现象。每个活的细胞都有心灵的特性,而由单细胞原生动物的简单“细胞心灵”演化而来的人类心灵的最高能力,只不过是脑细胞心灵功能的总和而已。
这种见解可与克利福德的见解比美。克利福德同意贝克莱的意见,也认为心灵是终极实在,但却持有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以为意识由“心质”(mind…stuff)的原子所构成。
海克尔声称他自己的完备体系是建立在达尔文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且附带地说明了达尔文直接影响这种类型的哲学的经过。
我们现在完全同意一种对于自然界的一元论的看法,即全宇宙,包括人类在内,作为一个奇妙的统一体,都被永恒不变的定律所支配……我已经努力说明这种纯粹的一元论是根基稳固的,而我们既然承认宇宙为同一进化原理的全能规律所支配,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单一的最高的定律,即囊括一切的“物质定律”,或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的联合定律。假使这个真正的“一元哲学家”查理·达尔文当初没有创立用自然选择说明人类起源的学说,为我们铺平道路,并且在他毕生伟大工作之余还把他的学说和自然主义的人类学联系起来的话,我们绝不会达到这一最高的普遍的概念。
达尔文本人大概不会赞同他的有名的德国门生的意见。事实上达尔文本着谦逊的精神,对于他的研究成果的哲学意义,常默然不置一词。人类起源的问题,实在比达尔文的热烈信徒所设想的复杂得多。人的整个本性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它是否可以在将来得到一个自然主义的解决,我们是无法断言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求得解决以前,还必须波浪式地经历许多回到机械论哲学和离开机械论哲学的反复过程。事实上进化论与十九世纪物理学结合起来所造成的一种特别思潮,已成过去。进化原理本身,就说明思想潮流永久在随时代而变动不已,而且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发展过程不是稳定的和连续的,而是间歇与摆动的。
后期德国的唯物主义者与机械论者,主要是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教条受到柏林的生理学家雷蒙兄弟(Emil and Paul du Bois Reymond)的批评。他们说明即使生命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物理学和化学的问题,物质与力也只是从现象中抽象出的概念,”并没有给与人以最终的解释。他们还断言有些问题是永远超出人类认识之外的。
这种认为人类智力有其限度的观点,与赫胥黎及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相似。然而毕尔生(Karl Pearson)以为对于认识加以这样的限制是危险的。他在《科学规范》(The Grammar of Science)中以为凡不是用科学方法得到的结果,都不能称为知识,但他引用伽利略的话问道:“谁愿给予人类的智力以限制呀?”他虽然承认尚有许多未知的事物,但却否认这些事物是永远不可知的,是超出科学研究能力之外的。
自然选择的原理,被斯宾塞与毕尔生应用于认识论。我们的基本概念,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与遗传的过程得到,或至少通过那个过程发展。最适宜于表现和描写由感官得来的经验的各种观念和公理,将在世世代代的过程中确立起来,别的观念和公理却要遭到淘汰。因此,数学的基本概念,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是“天赋观念”,对于种族来说却是经验材料。这是一个迷人的理论,不过,我们很难看出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公理或黎曼几何公理的天生的了解,何以能有很多“生存价值”或很多“配偶选择”的好处。或许他们认为这同其他更有吸引力的特性有关,也未可知。
就某种意义而言,自然选择理论获得公认是弗兰西斯·培根所开始和规划的哲学工作的完成,因为培根以为达到认识自然的唯一的道路是经验的实验方法。达尔文证明大自然自己在动植物世界所用的方法,也是经验的实验方法,正如德谟克利特与卢克莱修所猜测的一样。大自然尝试了一切可能的变异,经过无数试验,才在少数情况下成功地确立了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新的和更大的谐和,由此而进化不息。
如果从最充分的意义上加以接受,自然选择是对一切目的论的否定。看不到有什么终极的目的:只有个体与环境的不断的偶然的变化;有时二者之间偶然一致,这时从表面来看,暂时就好象有某种终极目的。
斯宾塞表述自然选择的用语是“适者生存”。孤立起来看这句话实在是一种循环论证:什么叫最适者?回答是:“最适者是指最能适应生存环境而言”。这种最适者可以是一种比以前的类型更高级的类型,也可以是一种较低级的类型。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演化,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诚如鲍尔弗伯爵(Earl Balfour)所说,按照极端的选择论哲学,适的证据为存——适者存而存者适。我们也许想打破循环论证说,就全体言,进化创造更高级的类型,人类比他们的猿猴的祖先要高级。但这样,我们就自己负起了权威地宣判,何者为高级,何者为低级的责任,而彻底的选择论者可以回答说,我们的判断本身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因此,我们的判断会欣赏那些实际上只是具有生存价值的东西,并把它列为高级的东西——所谓生存价值事实上也就是使我们可以生存下去的东西。从纯粹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出路似乎是没有的。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另一种观点,我们就必须接受根据某种别的高低善恶标准所得出的绝对判断。
事实上我们不妨指出,我们为天地万物规定的高低次序大半是一个种族问题和种族的宗教的问题。在东方佛教徒看来,生存便是祸患,意识是更大的祸患。在他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