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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龋苤干砦业笔庇终τ谑乱档牡凸龋脑崂裨跄苡谐氯那么高的号召力。凡此种种，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而，毕生热衷于功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