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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派来参加声援的代表小沈悄悄来到我旁边：“太紧张了，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投票终于开始了。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负责计票的塞内加尔的委员姆巴依（他是个大法官，是何振梁多年的好朋友，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他就非常支持我们），我仔细看着他的每个动作，他认真核对后，拿起一张纸第一轮投票结果，站起来，走向主持人，把那张纸送给主持人，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主持人宣布伊斯坦布尔被淘汰。这是预料之中的。
紧接着开始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结束了，我两眼紧盯着姆巴依。
他反复进行核对。
然后，他拿起一个信封。
啊，我的心动了一下。
他把一张纸肯定是第二轮投票的结果，装进信封。
啊！他把信封封上了。
“我们成功了！”
我镇静地、一字一句地脱口而出。
多年的申办经验告诉我：我们已经成功了！我已经看到：投票已经结束了，否则，姆巴依不会把信封封上；我已经看到，姆巴依脸上已经露出了轻松的感觉；这感觉告诉我，结果已经出来了，不需要再进行投票了，投票结束了。能在第二轮就胜出的只有中国北京！除北京外，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有这个可能，巴黎不可能！多伦多更没可能！
“我们成功了！”
虽然我的声音不大，但旁边的人几乎都把眼睛转向了我。我的话使他们无比兴奋、激动。小沈悄悄过来，用力摇着我的胳膊，小声而急切地问：“真的吗？真的吗？我们真的成功了吗？”
“真的。我们成功了。”我一动没动，两眼直视前方。
随即，大家又把目光迅速转向大屏幕
这时，姆巴依站起身来，拿着信封，走向萨马兰奇，把信封交给萨马兰奇。
我知道，孕育了十年的“火山”就要爆发了。
萨马兰奇带着他那一贯稳重的表情，慢慢地拿过信封，慢慢地拆开信封，慢慢地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慢慢地把这张纸打开，用眼睛看了一眼。然后，这位瘦瘦的、慈祥的西班牙老人开始慢慢地宣布：
“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是：北京！”
整个大礼堂沸腾了！整个大使馆沸腾了！
无论是奥申委的工作人员，还是来自祖国各地的各界人员；无论是体育明星、文艺明星，还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相互祝贺、拥抱，喊的、叫的、哭的、笑得、蹦的、跳的、互相拍照的。人们暂时忘记了这是在哪里，忘记了烦恼，忘记了生活中或工作中的困难，忘记了一切！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第一次沸腾了！
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像在国内一样的沸腾了。大使馆里的每个人，都在尽情地发泄自己。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激动的空气，到处是中国国旗，到处都是一片红……
莫斯科沸腾了！
世界沸腾了！
这一刻属于北京！
这一刻属于中国！
此时此刻，整个大礼堂里只有一个人异常的冷静，坐在座位上一动没动。没有喊，没有叫，直到大家纷纷过来与他拥抱，拉他起来又跳、又叫、又拍照。
这个人就是我。
不知为什么，我喊不出来，叫不出来，也哭不出来，笑不出来。我只是感到好累、好累。好像跑了十年的长跑，终于跑到了终点。时间停滞了。整个大礼堂里到处都是人们高高举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北京申奥的旗子。我那被抑制住的思维开始动了起来。
但我没有哭，直到接了国内来的第一个电话。
6、电话情思
几分钟后，在一片欢腾的声音里，我忽然隐约听到好像是电话在响。拿起电话一看，已有好几个未接电话了。我打开电话，一边和前来的人拥抱、握手、照相，一边接听。
那天，打来电话的有北京奥申委在北京留守的同志，有国家体育总局的同事们，有为《申奥报告》出过力、流过汗的国家各部委、各单位的同志，有国家行政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们，有黑龙江的老乡、老同学、北大荒的战友们，有广西我曾经挂职工作、生活两年结交的一大批朋友，有上海世博会申办委的同志，有各省区市体育局的同事们，有在新疆、西藏工作的同学，还有在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工作学习的同学和朋友，也有在申奥过程中，在我的帮助下成立的海外华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联合会的海外华人朋友……每个电话都释放出人的纯真感情；每个电话都像一团火，不断燃烧着我的心。它们让我无比感动、让我万分激动，让我看到人们最美的东西。
那天夜里，我们回到饭店又热闹了一夜，快天亮了才上床睡一会儿。刚躺下，电话铃又响了：“我是湖北的崔助理呀，我们昨晚热闹了一夜，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打通。现在你那里是凌晨了，本不想打扰你，但实在控制不住，还是给你拨了这个电话，我们太激动了……”
放下电话，我看了一下手表，快五点了，我还是没有睡意。
我又想起了八年前从摩纳哥体育馆回到饭店后的一幕：小肖拿着电话机，与对方说了几句话就哭得说不下去了。对方是在北京惠侨饭店留守的奥申委办公室主任魏玲。他们一个在摩纳哥，一个在北京，就那样拿着电话机哭得说不出话来，旁边的人没有人打断他们。到摩纳哥后，每天都要与北京通电话，但那时大家都处在极度的战前兴奋之中，没想到现在却要准备打道回府了。两个人哭了足有十多分钟，才把要办的事说完。那是酸楚的眼泪，是遗憾的眼泪。
后来，刘岩（第一次申奥时是奥申委总体部工作人员，第二次是奥申委研究室副主任，后任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和崔刚（第一次申奥时是奥申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后在国家体育总局离退休干部局任处长）告诉我：9·23那天晚上他们在北京奥申委（惠侨饭店）值班，当看到我们没有获得2000年奥运会承办权后，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两人一商量，除了留一部电话与摩纳哥联系外，把其他几部与社会联系的电话线都拔了下来。因为他们担心，怕人们来电话骂我们，弄不好还会闹出一些事端。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每次中国足球输了，都会有许多球迷打电话到国家体委值班室，骂娘的、骂领导的、骂运动员教练员的，每次都要折腾几天。随后还要收到很多信件，虽然有许多中肯的意见、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每次讽刺、谩骂的都要占很大的比例。还有更“高级”一点的，寄个包裹转交中国足球队，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又烂又臭的球鞋，或是一双臭袜子，意味中国足球队是“臭脚”。
两人后来一想，不行啊，要是有重要电话打来，不是也接不到了吗？他们很快又把电话线接上，那时已经凌晨2：30了。线刚接上，几部电话铃就都同时响了起来。他们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硬着头皮拿起了电话，准备挨骂。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一夜不停地接电话，加上以后几天打到奥申委的共有几千个电话，没有一个骂娘的，甚至没有一个说脏话的。只是感谢、感谢、再感谢。第一个接到的电话是一个北京市民，他激动地说：“北京奥申委的同志们，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虽然这次申奥没有成功，但并不是失败，申奥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明天就到你们那里，为继续申奥捐款。”广东的一个人在电话里说：“虽然这次没有得到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但是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感谢你们为申奥所做的贡献，你们辛苦啦！你们一定不要气馁，要再接再厉，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黑龙江的一个工人在电话里说：“英国人跟美国穿一条裤子，太无耻，我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抽‘555’烟了！”有一个学生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来。许多人担心我们工作人员闹情绪，还专门打电话来劝慰。我们的值班员不但没有挨骂，反而也被感动得流了不少眼泪；有时还要在电话里安慰打来电话的人，劝对方不要太伤心。
这个事一直感动着我，激励着我。
中国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
中国老百姓是最伟大的！
老百姓是我工作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那次，在所有打到惠侨饭店奥申委值班室的几千个电话里，只有一个算是最强烈的一个人在电话里哭着说：“让×××跳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