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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王安石才华出众、性格独特，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弄得出非常独特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引起激烈争论：起先争的是对与不对，而后争的是功大还是过大，再后争的是北宋的灭亡该不该由这个变法来负责，更后面的人，则是争论这个变法在中国历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上述四个不同层次的争辩题，至今也没有一个获得一致的结论。可见王安石的能量之大。
应当说，这种争论是必然的，因为王安石提出的，的确是一种与传统治国方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国思路。按我们几十年前熟悉的语言讲，这是真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传统派的治国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即皇帝加官僚集团，应当体恤民众疾苦，尽可能少地向人民索取。为此，应当尽量减省国家开支，主要是削减朝廷的用度和官员与军队的数量。这三项被归纳为三个“冗”：冗费、冗官和冗兵。
传统派的道理富于道德感，方法似乎也简单，即节省经费和裁掉多余的官员和军队。其实不然。关于“三冗”的说法，至少在宋太宗时期，就已被大臣作为重大问题提出，可六七十年过去了，传统派前仆后继地呼吁、争论、谏劝，几乎每个正直官员都会提出治理“三冗”，并且想方设法减轻“三冗”给国家带来的危害。然而，“三冗”问题非但未见解决，反而越闹越凶，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死结。由此可知，这种治国论是说来好听，做来无效。
为何如此？
原来，这一切都是宋代的统治体制造成的。简单地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军人当政、军阀割据的教训，改用科考取仕的办法选拔文官，由文官治国。这个方法果然使天下趋于太平，而且它同时也给天下的有志敢为之士，提供了一条正规的进身之道。你自命不凡么？你想出人头地么？那就好好读书，参加朝廷科考吧，只要考中进士，你就可以当官做人上人，要是考不上呢，那就怪你自己没本事了，就算是老天不照应，你也只得认命。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录取的进士自然也就多了，从几十名、百多名，直至上千名甚至数千名。录取的人多了，做官的人当然也就多了，加上朝廷为了笼络官僚集团，规定凡是官员的后代甚至亲属，可以不参加科考而进入官吏队伍，更使官吏阶层无限制膨胀。这就造成了“冗官”。至于“冗兵”，它也来自于朝廷的政策。宋代似乎是中国在汉唐之后重新安排社会稳定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战乱、灾荒、迁徙、人口大量增长等多种因素，社会上经常出现流民群体。这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宋太祖时期起，朝廷对付流民就有一个常用的法子，即吸收他们当兵吃粮。这个法子固然有效，可它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兵太多，养兵的费用最高时竟会占到国家总支出的六分之五！由此可知，这“冗官”，其实是朝廷花钱收买社会有为之士的政策所致；而“冗兵”，则是朝廷花钱收买无业之人的政策所致。至于“冗费”，那就更好理解了，总不能老是给人民花钱，当皇帝的自己不花钱吧？节庆寿诞，先祖祭奠，崇道礼佛，施恩赏赐，楼堂馆所，朝廷花这些钱也是应当的。
尽量包起来，吃大锅饭，看来这也是中国统治阶层寻求安定团结、保持社会平衡的一种传统方式。要说它是个问题，是个毛病，也可以，可如果说它是一种善政，大概也说得过去，就看你在哪个时间段、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判断了。也许，只要国家财政负担得起，“三冗”就是有道理的，至少其中的“二冗”即冗官冗兵有较大的道理，而冗费则更有统治者的道理。这应该是宋代传统派正直官员治不下“三冗”的基本原因。
事情的症结好像是这样的：可怕的其实并不是“三冗”，而是国家负担不起“三冗”了。
而北宋王朝到了神宗时期，国家似乎真的负担不起“三冗”了。
于是出现了王安石。
独特而才华超群的王安石不屑于重弹治理“三冗”老调。很显然，他看出了老调没用。王安石试图寻找新路。
据王安石的说法，前朝仁宗皇帝能够数十年敷衍下来没出问题，那是凭着老天爷照应，仁宗时代在理财方面全无办法。而根据他的观点，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是完全做得到的，只要方法正确，国家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财用足”，即不需增加百姓的负担，使国家财政达到充裕。传统治国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反对王安石，他的反驳也很有力量。司马光说，天下的财物总共就那么多，一部分归于朝廷，一部分归于百姓，朝廷取多了，百姓所得肯定就少了，哪会存在什么“民不加赋而财用足”的事情？你王安石这种说法，不过是盘剥百姓的一种借口，汉代的桑弘羊当年就是以这种借口搜刮天下民财的，结果弄得民穷财尽。司马光是著名历史学家，他总是能举出历史的教训。然而王安石否认自己是今天的桑弘羊，他坚持说只要善于理财，完全可以做到国强而民富。
争论很快转到了具体政策上。王安石提出了一个叫做“青苗法”的方案，即由国家向缺钱种地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民在收获粮食之后加利息偿还贷款，这样可免除贫苦农民长期遭受富人的高利贷剥削，以致最终失地。司马光反对说，国家不应干涉民间的借贷，民众之有穷富之分，就好比上智与下愚一般，是天生的，富人因有较高利息可得而愿意出借，穷人也因借贷而得以生存，贫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为依存的自然关系。若是国家强行介入和打破这种自然关系，其结果，将是穷人并没变富，而富人反而转贫，国家财政不但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善，国力反而会由此减退。司马光和王安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而神宗则采用了王安石的政策。后来王安石又有一系列新政出台，司马光照例反对，也都无效。司马光曾再三致信王安石，对新政利弊详加讨论，王安石只是很简洁地回答说，你我的争论并不属于事情对错，而是你与我对事物的判断根本不同，这是“道”的不同，所以我们之间没必要进行烦琐的讨论。在“两条路线”这一点上，王安石显然看得比司马光透彻。
从王安石当政之初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并没有把与商人争利视为首务。他派特使往全国各地察访兴修农田水利情况，他坚持在朝廷的科举考试中取消诗赋考试，后来又要求增加律法考试，这些事实都说明，他是想用扩大有效的农业生产来达到普遍增收，并要求官员有治国的实际能力。比起那些只会高喊“三冗”的传统正直官员，王安石的思想似乎更为深入，他试图用国家介入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生产。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作为新政的思想政治原则，是要从根本上重新振作整个官吏集团，改变数十年来敷衍塞责、无所作为的官场风习。
六
在讲求法制和效率的今天，官员的“不作为”几乎等同于渎职，可以成为罢免官员的重要理由。王安石应当算是这种罢免理由的一个倡导者。然而在传统的治国道理和实践中，一直到王安石变法之时，“不作为”实际上是被当做“爱民”的经典治国手段之一而存在的，只是这个“不作为”被一些褒义词给替换了，如“无为而治”，如“不生事”，等等。这并非狡辩。事实上，在官大民小的传统社会，凡由官方发起兴作的绝大部分事情或事业，一般都逃脱不了以下几种结果：一，更多地花费百姓的钱财和精力；二，做成的事情只有官方得利或官方得大利；三，官方和百姓都不得利，完全就是胡搞。这么说起来，在传统农耕社会，官方的“不作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还真是一种善政的基础，它的长期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司马光那番“民间高利贷有理论”，就是“不作为”传统思想的经典例证之一。
而王安石的变法当然是一种作为，是“生事”，故而它也免不了因官方生事带来的一些必然性后果。
王安石变法后来所起的实际效果之一，是将长期被商人和高利贷者获取的一部分利益，收归国家所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新政在进行之中，官方对各种商品的专卖范围越来越扩大，从盐、茶叶、酒，一直扩展到女人的梳子和夏季降温的冰，只要有利润，就可能改为官卖。官卖打破了众多商人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