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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主管人事、党务和宣传的“政治经理”袁国林的说法，三峡总公司自成立以来，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少方面还“不尽人意”：如企业行政色彩浓厚，平均主义严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比较薄弱等。
如何把总公司真正建设成为具有三峡特色的现代企业？袁国林郑重提出了两个字：改革。
怎么改革呢？
袁国林向记者阐述了自已的主张：“从下属企业改革入手，以国有资产经营者的身份，促进下属企业向现代化企业制度迈进。要让总公司下属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具体地讲，就是不当下属企业的”婆婆“，不用行政手段干预原本属于企业自身经营的问题，包括人财物各方面；与此同时，还要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建立起以产权为纽带的新型母子公司关系。放了权，理顺了关系，还要不要管？回答是肯定的。但这种管理，要从行政管理转变为投资人的所有者权益管理。我的想法是主要掌握三条：一是对干部的任免和考核；二是对总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三是对法纪的检查。下属公司的改革实践，将为总公司的改革提供借鉴。我们提倡二级企业之间搞合作，不搞重复设置，减少内耗；三级企业要放开搞活，走向市场。应允许多形式、多体制并存。总之，要着手研究总公司企业发展战略，把它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内容包括：总公司未来企业制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怎样促进下属企业以建立现化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围绕着水电开发，电力生产这一主业，如何发展和壮大总公司的集团实力等等。”
袁国林介绍说：1996年总公司已实施工资制度改革，所有员工按岗级领取工资；在三峡机场的干部选拨上采用竞争上岗方式，效果不错。1997年将启动干部管理上的优胜劣汰制，制定各类员工的淘汰办法，实行调入考试制和试用期制；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以岗位为中心的职级系列，实行一岗一薪，岗变薪变，动态管理，彻底打破“大锅饭”，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此外，住房公积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都要积极推行。好在总公司改革有自身优势和活力，在总公司成立时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不办社会。
探讨企业精神，袁国林满面红光：“”为我中华，志建三峡“。这是陆佑楣总经理提炼的三峡总公司的企业精神之精髓，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及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我看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要培养、塑造、弘扬一种精神。一个人要有一种精神，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也要有一种精神。”为我中华，志建三峡“作为总公司企业精神的概括，其内涵充分体现了总公司的特征：作为业主，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为振兴中华而建设三峡嘛！”
面对和颜悦色、思维敏捷且口若悬河的“政治经理”袁国林，记者感到他亲切随和的话语，既蕴含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印证着他的智谋和对问题的深思熟虑。
作为圆梦者，作为三峡工程项目法人代表，陆佑楣不愧为指挥若定的帅才。他以求实稳健、谦逊友善的人格魅力赢得五位助手的敬重和全体员工的真诚拥戴。无论内外，人们都夸赞三峡总公司有一个团结务实的好领导班子。三峡工程是一部中华民族建设的英雄史诗，在这个庞大系统工程的交响乐演奏过程中，陆佑楣及其追随者扮演着钢琴家的重要角色。今年秋冬之际，三峡工程交响乐第一乐章演至高潮，宏伟壮观的大江截流场面，将在三峡舞台展现……
伴随三峡工程交响乐章的延续，三峡业主将会在圆满完成三峡工程建设使命的同时，向党和人民奉献出另一份有创意的杰作——三峡工程建设新型管理体制。
这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需要，更是三峡业主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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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跟随周总理治水数十年
钱正英的名字是与中国水利电力事业连在一起的。
钱正英女士，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部长，自五十年代，就与中国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的部长生涯，使她一谈起江河，便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她跟随周恩来总理治水，足迹踏遍黄河长江，天涯海角……无论是兴建、改修黄河三门峡，还是兴建葛洲坝、丹江口、龚嘴、乌江渡、新安江、云峰、刘家峡、东江、二滩……施工期间或投产发电之后，到处都能看见她的身影。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许许多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样，钱正英对于长江三峡工程，怀着深深的眷恋，并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水电建设事业之上了。
自50年代中期任水利部副部长，到60年代、70年代乃至水利与电力的分分合合数十载，不管如何变化，她立志建三峡的雄心，始终未变；在长期的治水工作中，她始终牢记记周恩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
在三峡工程长达40年的争争吵吵里，钱正英的心情有时显得很沉重：“我老了，我的苦也受够了，这部长也当够了……”
但是，自1986年中央宣布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并指定钱正英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时，“老太太”仍旧任劳任怨，尽心竭力为之操劳、奔波……就在全国人大通过三峡议案的次日，她还及时主持召开了论证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如何落实人大决议，妥善解决三峡工程已发现的问题哩。
她深情地对与会者说：“论证领导小组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任务已完成，但可行研究阶段以后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设计科研等前期工作量还很大。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就是钱正英，一位与三峡“苦恋”了大半辈子的可亲可敬的“老太太”！
●林一山：治理长江的“总工程师”
林一山的名字，与长江紧密相连。
这位解放前夕南下工作团总团部的秘书长，行程的终点本该在广西，在那里，他将受命担任广西自治区的副主席。但到了武汉后，陶铸等领导同志要他留下，改行做水利工作，受命接管国民政府的水利部。
从此，他与长江“恋爱”，与三峡“恋爱”，苦恋了数十个春秋。
林一山曾经说过：“长江万余里，古今数千年。无论在河流长度、流域面积及水力资源、地理景观各个方面，都无愧为伟大的河流。但我忘不掉在南下途中看到的凄惨景象……因此，从到长江的第一天起，使命的光荣感和责任的沉重同时压在肩上，30多年来，我始终不取懈怠。”
林一山认为：“大江大河的治理，概括起来是四个字：除害兴利。对长江来说，除害主要是消除洪患；兴利，包括利用水力发电、发展航运事业、农田灌溉、水产养殖等等，文章就多啦！”
林一山强调说：“长江特殊的气象条件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三峡在规划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指出：”长江治理，要全面规划，但关键在三峡“。30多年来，我们制定和实施了长江沿岸蓄洪垦殖方案——其中有宏伟的荆江分洪工程，目的是为兴建三峡工程赢得时间；我们修建了陆水试验坝，兴建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直至举世瞩目的葛洲坝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为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而进行的序战。”
人们记得：无论什么场合，不管什么年月，只要有机会面见国家领导人，林一山都坚持念叨：“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人们不会忘记：在周恩来主持的葛洲坝工程讨论会上，为了扭转危局，为了团结同志，他服从了违反基建程序的决定：暂时放掉大三峡计划，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并负责主持设计工作，操劳奔波，无怨无悔……
人们更不会忘记：当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前夕，在几位委员不敢签字的情况下，是林一山胸有成竹地抢步上前，第一个在方案上签了字，并表示：“出了问题，我林一山负责！”
……当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后，已是耄耋之年的林一山仍旧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