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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如果今后15年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他不好,还没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毛泽东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说着,毛泽东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很风趣地对林一山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南宁会议以三峡问题议题结束,李锐与林一山的再次较量,胜负已成定局。会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处理,并嘱咐,一年抓几次。
●随周恩来查勘三峡:“话不投机惊满座”
1958年2月下旬,李锐接到通知,随周恩来总理赴三峡坝区考察,队伍很庞大:李富春、李先念、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张劲夫、刘西尧、胡耀邦、林一山、李镇南、阎红彦、王任重等和苏联水电专家共百十号人。
2月26日在武汉集会后,晚上乘新造“江峡”轮向三峡进发。陪李锐前往的有水电总局两位老工程师:陆钦侃和程学敏。陆曾在美国垦务局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规划。此二位后来都是政协委员,一直参加三峡论证,没有在最后的论证报告上签字。船过沙市,周恩来一行上岸视察荆江大堤。
船过南津关,大家上岸游览三游洞。
到美人沱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
这样一路下船查勘、上船开会,自2月27日至3月6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李锐回忆道:3月3日开会,周恩来指定要我先讲。在这个会议上,可说我是相当孤立的。其长诗《六铺炕吟》,关于这次查勘三峡船上会议,有以下八句:
当年大跃进潮头,诸公衮衮峡中游;
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
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
话不投机惊满座,区区总算逆潮流。
李锐近年承认:“这次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是三峡工程以如此规模的第一次论证,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会议上参加此事的论证。”事实确是如此,尽管他矢志不改初衷,却几十年未能正式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各种会议。
下面,我摘录几段有关人士当年针对李锐发言的发言,以确认李锐的“话不投机”:
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事实上,1954年荆江地区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今后荆江大堤万一溃口,即使在理想情况下,也要淹死10万人,其它不可想象的后果和事例更多。
钱正英(水电部副部长):对林一山与李锐两同志争论的看法,过去阶段主要是三峡修建时间,三峡坝的高程和流域规划中的经济研究等三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止在这几个方面,我觉得争论的是要不要长江流域规划?是否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应将三峡作为突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方案,作出比较方案?我觉得争论的实质就是这样。那时正在反冒进,有些低潮。李锐同志提出争论的意见,我认为是属于一棍子打死,因为我过去是支持林一山同志的。今天李锐同志刚才的批评,仍有些过份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当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份地夸大,堤防是否能进一步提高水位,各省都认为有困难;武汉市提高了洪水位,泛区受不了,三峡未建成以前,有一定程度的确保,超过一定程度则不能确保了,彻底解决长江洪水仍待三峡……
有趣的是,李锐虽然一路上孤立无援,可自重庆抵达成都后,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30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大跃进”,唯独三峡这个文件是个例外:恰恰是反“大跃进”式地倒退。这个“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俗称“河流规划七原则”),给已经升温的“三峡热”泼了一盆冷水。
●李锐说:我同三峡的纠葛没有完
众所周知,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李锐作为毛泽东秘书列席会议。但他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却鲜为人知。先是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来下放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革开始后,他在1967年11月10日被捕,立即押往合肥,又用专机送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至1975年5月离开秦城,他被单独囚禁8年之久,囚号67126。出狱后,仍回磨子潭水电站,直到1978年彭德怀平反昭雪,李锐才于1970年元月回到北京,重新担任水电部副部长。这长达20年,李锐苦不堪言。
80年代中期,“长办”(现长委会)提出三峡“150方案”,国务院原准批准时,李锐的专著《论三峡工程》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科技界,尤其是水电系统引起轩然大波。
为推迟兴建或不建三峡工程,李锐曾于1984年9月22日以《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为题,向中央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替代方案”(即用20个支流水电站替代三峡方案)。
李锐表示:“我个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样,不能单纯依靠三峡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它力不胜任,且不经济,更不能等待”。
1988年12月中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采访李锐。李告诉她:三峡主上派压制反对意见。李向她透露:通过三峡的可行性报告的第10次论证会,将于次年3月举行,看来是大势所趋,事成定局。
交谈中,李锐指着案头上厚达一尺的材料,建议戴晴写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长篇纪实,并出了个颇有诗意的题目——《三峡呵,三峡》。
于是,戴晴马不停蹄穿梭采访,主编了一本《长江,长江—
—三峡工程论争》的书,并于1989年2月28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馆门前,主持了一个意义非常的“新闻发布会”。戴晴宣布:这本小册子今天在这里义卖。
《长江,长江》序言写道: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也就是挑战。
时过境迁。李锐早已退休。但他在三峡问题上仍是“持不同政见者”。95年二月他仍旧对三峡上马表示异议。他说:“现在三峡工程已正式宣布开工,今年投资70亿。这个70亿的大屁股一挤,红水河上的龙头水电站龙滩,以及其它能及早见效的水电新项目,都只能靠边站了。其它在建工程也将拖后工期。他说:1980年我去过龙滩。经过10多年反复论证,这是一个早应上马的工程。”
95年春节,李锐照例参加水电工程学会的团聚,大家对我国水电形势深感悲观。李发言时口占一绝:
无穷遗恨篇,水电未优先。
大禹叹何在?烟灰满地天!
李锐感慨地说:“大禹治水,反鲧之堵截,而以疏导防洪。几十年来,我们一些志大气豪之士,总是想用大水库装大洪水也!煤田油田如此发展下去,神州大地环境生态,将何以堪!大好的水力资源如此闲置下去,吾等真是愧对子孙后代啊!”
人生是短暂的。李锐已近80高龄,且必将作古。可他的言论,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品,他固执的不断留给世人的声音,许多中国人都不会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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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古怪“批示”
初识葛洲坝,我认为她是一幅画。
再看葛洲坝,她亦不过是一片风景或一首诗。
久驻葛洲坝,细细品味,她竟是一本包装精美、内涵丰富的历史大书了。
认识上的三种变化,费时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调入葛洲坝当新闻记者,耳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