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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肿病区波及14个县，患者51。98万人；其中宜昌地区8个县53个区（镇）调查，患者多达45万人。
血丝虫病区达12个县，患者5。14万人，其中晚期患者达3。84万人；
克山病，以石柱、垫江、丰都、涪陵四县市为甚，在已发现患者2824人中，已死亡2623人；
人畜饮水困难，是峡地区人民的又一沉重负担。李伯宁痛苦地了解到：眼下三峡地区还有269万人和23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没有解决。以致于“一水五用”：即先洗菜后洗脸再洗衣、洗脚，最后供畜生饮用……
“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的三峡省啊！”李伯宁足迹踏遍整个三峡地区后返回宜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上三峡，移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伯宁把收集的资料反复比较，鉴别，打算在条件比较适宜的三个地区的乡材和城镇，各找几块地方搞移民试点，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于是，他拨通了省政府筹备组秘书组的电话，打算集思广益，把创造“样板试点村组”的移民设想移植到每个干部的心中……
●葛洲坝，柳暗花明见“新村”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李伯宁惊喜地发现了“新大陆”—位于宜昌县晓溪塔镇附近的蔡家冲，有一个移民与当地人混合组成的“渔业新村”。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见“新村”！
渔业新村是1979年冬，由葛洲坝水库淹没区的平善坝的移民搬迁后组成的。1985年，全村有326户，780人，446个劳动力，其中移民占37。5％。
这个村，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原系荒山坡地，淤泥烂沟，耕地极少，主要依靠在长江捕鱼。新村建之前，两地群众生活均在中等偏下水平；短短五年时间居民收入超过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在当地居领先地位。
奥秘在哪儿呢？
李伯宁了解发现：这个渔业新村眼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本身是集农、工、商于一体的联合经营实体。有渔业养殖、柑桔果园、民用建筑、工业印刷、长江捕捞、水陆运输、综合服务等七个生产组（队）。其拥有固定资产115。5万元，比搬迁前的1979年上升24倍；人均收入612元，比搬迁前提高了5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村没有失学儿童，没有待业青年，是远近闻名的“沼气村”和“卫生村”，其住房条件之好，是全国农村少有的。
葛洲坝水库移民的成功经验，被李伯宁总结为如下几条：
1。因地制宜，杨长避短，选好起点项目；
2。在前进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
3。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4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办法解决环境容量；
5。依靠群众，就能够做到“花钱少，安置好”。
李伯宁认为：葛洲坝水库移民的成功例证充分说明，只要适应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心理，使劳动对象由田地向水面和空间发展，经营范围由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各行各业并举，农工商结合，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活水平，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移民不仅为水利和水电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安置区有可能走在四化的前列，为国家再作贡献。
因为，渔业新村的诞生和发展证明：这不是幻想，也并非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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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论证，邓小平一诺千金
就在三峡工程正紧锣密鼓正行开工准备，三峡省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北京的政坛出现了骚动：
先是重庆市建议改“150方案”为“180方案”的建议，直接上报中央；
接着是孙越崎等人的长篇调查报告《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
跟着就有李锐的《论三峡工程》的公开出版……
再便是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吹风会、辩论会，为数众多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反对上三峡工程，推责长办提交的国务院已原则批准的“150方案”是“舍上保下”、
“顾此失彼”……
与此同时，海外舆论大哗。美国环境政策研究所布拉克韦尔特博士以《中国卷入大型水电和大坝的巨浪》为题，说中国在本世纪内将修建三峡电站，已向美国有关部门寻找技术帮助，向世界银行贷款，说象这样突出发展水电，将重复美国已经犯过的错误。断言，中国如建设此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
美国《工程新闻记录》亦发表《中国人进行巨大的水利计划》的文章，介绍和评价三峡工程方案（即150方案）；
香港等地区的传媒，则着重报道有关三峡工程反对意见和少数人士的文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本来，国务院原则批准的“150方案”，中央打算在修改补充后提交全国人大审义通过的。这一来，工作便无法进行了。实际上，许多人对三峡工程的指责未必中肯，意见也未必正确。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懂水懂电的专家，也不清楚几十年来“长办”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为三峡工程作过多少次试验，钻了多少个检验坝址地质情况的钻孔，更不知晓设计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代价……还要求论证，实际上就是重复计算、重新作试验、继续钻孔！
为了使不明真相的同志明白真相，使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在其参与工作的情况下经过耳闻目睹后转变观点，中央决定放缓三峡工程建设步伐，以重新论证的最后结果促使持不同意见者明白真相，取得共识。
1986年3月31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先生，谈话中，傅向邓小平询问海外备受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神情严肃地望着傅，十分慎重地告诉他：
“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这个讲话，被迅速传往海外……
1986年4月3日，六届四次人代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记者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时，李鹏作了以下回答：
三峡工程是一项包括发电、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巨大工程，这项工程不仅关系到我国当代的四化建设，而且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对这项工程作出是否开工的决定。
李鹏说，对这项巨大工程，我们虽然已经作了30年的准备，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科研工作，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国务院准备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不仅要吸收国内外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还要向一些建设水电有经验的国家的专家们进行咨询，听取意见。论证的情况，委员会将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同全国政协协商。
“两会”结束后，赵紫阳、李鹏便率有关领导到三峡地区实地考察。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即15号文件）。
15号文件确定：由水电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
●撤销建省计划，增设国务院“三经办”
中发＇1985＇4号文件，虽鲜为人知，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项决策，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
这个文件规定了三峡省筹备组的五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就是“制定开发型的移民安置规划”，第三项任务要求，“做好安置移民的试点工作”。
到了1986年，面对三峡工程尚未动工即要求停止准备工作的一片呼声，当中央15号文件传到宜昌时，李伯宁感到困惑不安，而他的追随者则大多茫然不知所措。
上午得到消息，下午就有人坐飞机“拜拜”了。
李伯宁心情沉重地传达完文件后，坚定地说：“无论三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