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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出现于群体决策过程中、类似于从众心理的行为是埃尔文·詹尼斯提出的“群体盲思”，它的人数规模比从众心理小，相对较为冷静。特别是指一个高度凝聚的小型团体（如猪湾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团，或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团），在种种压力条件下必须做出决定。而压力和对同伴的支持与认可的需求，可能会有意压抑怀疑和批评，共同沉浸在错误的观念中，仓促达成共识，最后做出灾难性的决策。从众心理和群体盲思都可能只运作数小时，也有可能长达数年，那么在长达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对付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一些灾难性的决策是否也和从众心理或群体盲思有关？
就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最后一个推测的原因是“心理否认”，这一专业名词原本用于个人心理学，现在也扩展到流行文化。如果有件事情让你深感痛苦，那么你可能会潜意识地压制或否认这种感觉，以免引起痛苦，尽管忽视这种感觉实际上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类经常遭到否认的感觉有恐惧、焦虑和悲伤。典型的例子是刻意忘记恐怖的经历，或不愿意去想配偶、子女或好友正濒临死亡，因为那样的念头令人感到痛苦。
例如，在一个狭窄的河谷上建造一座高高的水坝，如果水坝倒塌，那么洪水就会淹没下游的居民。有人对下游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他们是否担心水坝倒塌。毫不惊奇的是，离水坝越远的人担忧就越少，越近的人担忧也就越多。让人意外的是，住在水坝下方几英里内的居民竟然是最担心水坝倒塌的人群，而住在水坝正下方的居民却一点都不担心。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心理否认，这些居民每天一抬头就看到水坝，保持镇定的惟一方法就是否认水坝可能会倒塌这一事实。虽然这种心理否认经常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似乎也可以运用在群体心理的分析中。
失败的方案
最后，即使社会已预见危机、察觉问题，并努力去解决，结果还是失败。这可能是由如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导致的： 问题的困难程度超过我们现有的解决能力；有解决办法，但代价过高；我们所做的努力太少或为时已晚。有些努力成效甚微，甚至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澳大利亚引进蟾蜍用以消灭害虫，或美国西部的林火扑救。许多过去社会（如中世纪的冰岛）不像我们今日拥有丰富的地质学知识，能较为自如地应付环境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
例如第八章所提到的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生存了4个世纪后终究难以为继。残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5000年里，格陵兰气候寒冷、资源有限，因此对人类而言，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维京人败北之前，美洲土著曾在此地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最终还是消亡了。因纽特人依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格陵兰生活了700年，但举步艰难，经常有人饿死。现代的因纽特人不愿再像以前那样使用石器和狗拉雪橇，也不想划着皮筏子出海用鱼叉捕鲸鱼，而是希望依靠外来的技术和食物生活。当前的格陵兰政府尚未发展出不依赖外援、自给自足的经济型态。格陵兰政府也曾试过像中世纪的维京人那样在岛上饲养牲畜，但最终放弃养牛，对那些生活艰难的养羊农民则提供政府补助。从这些例子来看，维京人在格陵兰岛遭遇的失败并不令人惊讶。同样地，美国西南部阿纳萨兹社会的失败也可被视作由于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耕作，因此阿纳萨兹人欲想建立长期的农业社会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
当今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害物种的引进，它们一旦落地生根后，通常很难被消灭或控制。例如蒙大拿政府每年必须花费一亿多美元来对付乳浆大戟等外来野草。事实上并不是蒙大拿政府不想斩草除根，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乳浆大戟的根长达20英尺，无法用手拔除，必须用专门消灭野草的化学药剂，这种除草剂每加仑便需800美元。澳大利亚为了控制兔子的数量，试过种种手段，如篱笆、狐狸、射击、挖土机、多发性黏液瘤和杯状病毒等。直至今日，仍在努力之中。
美国西部山区气候干燥，经常出现森林火灾，我们也许能通过一些管理手段减少可燃物载量，控制森林火灾，如利用机械将下层林木新生的树枝修剪稀疏，移走落地的枯枝。然而，如果大规模实行这种做法，费用昂贵。佛罗里达深色海滩雀的命运同样悲惨，一是经费不足，二是保护措施起步太晚。当它们的栖息地开始明显遭到退化时，人们却还在不停地争论这些雀类的家园是否真的在变小，因此保护行动一再推迟。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最后终于同意以5000000美元的高价买下深色海滩雀的最后一片栖息地时，该地区却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深色海滩雀也几乎全部死光。这时候，人们又开始争论是否让最后几只养在笼子里的深色海滩雀与相似的苏格兰海滩雀进行交配繁殖，然后再由回交法培育出纯种的深色海滩雀。等到议论结束提议通过时，仅存于世的几只深色海滩雀却因为太老已经无法生育。因此，不管是保护栖息地的行动还是繁殖计划，如果能早点动手的话，不但比较省钱，而且成功的概率也大。
希望的迹象
人类社会和规模较小的团体都可能因为下列一连串原因而做出灾难性决策： 无法预见危机；没有觉察到已经发生的问题；不去着手解决已经察觉到的问题；虽然努力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本章开头提及我的学生和泰特都难以相信社会竟然任由环境问题变本加厉，最后导致社会自身的消亡。现在，在本章结尾处，我们已经能够识辨出导致社会消亡的种种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发现某些熟悉的群体正是由于上述某种原因而导致失败。
社会显然并非总是失败。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活到今天，或者过着13000年前石器时代的生活。不过，那些失败的例子还是值得记录在案，本书由于篇幅有限，只能挑选几个社会来讨论，无法像百科全书那样一一点评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此外，第九章也特别探讨了几个成功社会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会成功，而有些则失败了呢？当然部分原因关乎不同的生态环境，而非社会自身： 有些地方的环境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例如严寒孤绝的格陵兰岛上的生态环境要比维京人在挪威南部的老家来得恶劣。同样地，干旱、孤绝、高纬度和低海拔的复活节岛不如岛民们的故乡大溪地更适合居住，那里环境湿润、与外族往来便利、靠近赤道、海拔高。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我声称这种环境差异是导致社会成败的惟一原因，那么给我扣上不受社会科学家们欢迎的“环境决定论者”的帽子实在不足为过。事实上，虽然各个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先天条件有所不同，但社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为何有些团体（或领导人）会走向失败，而有些却能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论题。例如同样在干燥、寒冷的环境条件下，为什么印加帝国的造林行动能够成功，而复活节岛民和格陵兰的维京人却会失败呢？虽然部分原因在于个体本身，但我仍然希望本章的讨论能帮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导致失败的可能因素，并尽量避免它们。
从美国对古巴两次截然不同的处理双方关系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了解失败原因的重要性。1961年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其顾问团作出错误的群体决策，向古巴的猪湾发起侵略，不但大败而归，而且还引发更加危险的古巴导弹危机。正如埃尔文·詹尼斯在《群体盲思》一书中所指出的，猪湾事件体现了几个容易导致群体决策失误的特点，例如全体一致的错觉；对异议者施加压力；领导者（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