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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果是一八八二年来日的法国画家，其发表于一八八八年的《发展之路》，简直就像一则预言。画面右边是一着西装骑自行车的日本人，自称已经不再是亚洲人了；左边瓜皮帽下露出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闲地说着风凉话：看他走得那么急，准得摔跤。后来的历史证明，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果然摔了一大跤，而只会说风凉话的中国人则再也悠闲不下去。当初的讽刺本就双方互相指涉，可惜身在其中者，往往只读出对方的可笑。
如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同，但在谋求〃发展〃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都急匆匆走在〃发展之路〃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因对〃发展〃缺乏足够的热情而受到历史的惩罚；今非昔比，〃发展〃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期待，对现代化的迷信，对所谓〃东方的崛起〃的二十一世纪的向往，使得今日中国，对〃发展〃带来的正面、负面的效果，普遍缺乏认真的反省，陷入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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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交价于官
作者： 陈平原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黑船再度来到江户湾。三月三十一日日美签约，开辟下田和箱馆两港。四月十五日佩里乘旗舰波瓦坦号来到下田，六月签订补充条约后方才率舰队离开。至此，日本开国已成定局。
一个半世纪后，车过下田港，朋友指点着屹立海岸的佩里铜像以及上陆纪念碑。走进下田市里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的乡土资料馆，手里的门票是当年的浮世绘〃黑船波瓦坦号下田入港图〃。随同佩里第二次来航的，有一位名为罗森的中国人。其记录此行的《日本日记》，初刊于一八五四年《遐迩贯珍》，十年前因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而广为人知。重刊本附有一罗森像，是从江户时代著名画工锹形赤子的《米利坚人应接之图》中复制的。资料馆里也陈列着一幅复制的和画罗森像，上题〃罗森在下田町徘徊询问物价高低图〃。画面上瓜皮帽长辫子的罗森，一手撑黑雨伞，一手持红包袱。此画没有注明绘制年代，看来并非近年补绘，可也不像当场写真。此罗森多了一把胡子，画面的色彩对比那么强烈，再加上〃询问物价高低〃的说法，更像是事后根据有关资料追忆而成。《日本日记》中有一段话，自述下田购物，很可能正是此画所本：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
罗森生平至今不详，但从日记中少记政治大事而多记土产物价，可以想像其商人身份。从外交场合的罗森走到询问物价的罗森，中间应该有学者的考证研究。正因为后者的判断更准确，非当年千方百计请求和诗题扇（一月之间应邀题扇五百余柄）的日本人所能想像，故断为〃事后追忆〃。
资料馆里收集、陈列六幅早期的佩里画像，还有一幅以供对照的相片，让人大开眼界。浮世绘画家根据自己的想像，来为其时〃如雷贯耳〃的佩里总督立像。有画成妖魔鬼怪的，有画成日本传说中的天狗的，有画成中国将军的，也有画成西乡隆盛的；但很快地，佩里的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可以将此作为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寓言〃来阅读；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以自己的经验（或称〃期待视野〃）来〃误读〃外来文化、并在此后的〃对话〃中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日本人的长处只是在于尽量缩短这个〃过程〃。
熟悉赛金花故事的，肯定会对下田的阿吉大感兴趣。一八五六年，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美国在下田的玉泉寺开设了最初的领事馆。第二年，为了使得〃孤独〃的哈里斯总领事能更好地工作，十六岁的阿吉被迫离别恋人而走入领事馆。两年后阿吉出走，在同胞的嘲笑声中四处流浪；四十五岁时贫病交加沦为乞丐，四十八岁时投水自尽。据说在其投水处，现在立有碑记和供养菩萨，成了旅游景点。如今的阿吉，已是文学家以及平民百姓茶余酒后的绝好话题。念及此，我连前往凭吊的勇气都没有了。
资料馆里还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德川庆喜等人的纪念文物，比起这些影响日本开国进程的伟人来，阿吉实在太渺小了。可不知为什么，走在夕阳下的下田街道，眼前晃动着一帧帧褪色的旧照片，一个哀怨沉默的少女侧影，始终叠映在照片的右上角，让我再也没有兴致观赏周围的风景。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于京西蔚秀园
〃教育第一〃
晚清旅日的中国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对日本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九○二年，吴汝纶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专程赴日考察学务；可吴氏尚未归来，《钦定学堂章程》已经颁发，而章程又明显受日本学制影响。也就是说，不待政府专门派人考察，国人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便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教育改革思路（《请开学校折》）；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更明言〃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戊戌政变记》）。日本教育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已属常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英美作为学习的榜样？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想，最直接的刺激还是来自甲午战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路，已经从具体的船坚炮利，转为抽象的教育文化。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话来说，便是：
近世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康有为说这番话的时候，尚未踏出国门一步，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五年后张謇东游，实地考察的结果，竟与康氏的意见不谋而合：〃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东游日记》）其时大谈教育立国者，并非教育专家，而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翻阅清末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述，你能明显感觉到知识者的良知，以及救世济民的热情。
近日购得一九○一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数册，闲来把玩，深为编者罗振玉《教育私议》的高瞻远瞩所感动。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时机〃，而成败得失，〃一决之于教育〃。如此大胆立论，想来今人也未能出其右。可诚如罗氏所言，以教育立国，〃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矣。设想〃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国〃，依据的是〃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的经验；这比当初康有为〃三年而立〃的预言保守多了（《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可惜仍嫌过于乐观。去年访日，曾应《文》杂志之邀讨论中国的教育现状，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何以中国至今仍有两亿文盲。对于一个文盲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国度，如何称雄于二十一世纪，我不能不有所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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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教育第一
作者： 陈平原
《教育世界》以大量译介日本教育法律及教科书而闻名，第一册《序例》后附有十一种〃已译成之书名〃。其中的《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大概就是我去年年初在海淀旧书店觅得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此书原著者为日本文部省，译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年代印。书仅双面五十页，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间日本教育大事，述及〃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的决策，以及政府的各项具体措施，肯定让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感慨不已。
明治时代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些想法很有趣，比如在谈到日本〃文明开化〃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时，将其归因于多数士人之〃无知〃：〃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而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士大夫，则各有其骄矜的看法，没那么容易被教诲（《福泽谕吉全集·绪言》）。以启蒙的声音过于嘈杂，或听众的立场过于坚定，似乎不足以说明何以在中国，〃教育第一〃始终只是一句口号。晚清以来，没有人公开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只是〃百年树人〃，对于习惯风云变幻的政治家来说，远不及〃谁的国家〃、〃哪来的利益〃更有切肤之感。不说特定年代对〃教育救国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