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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毛泽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设法同莫斯科取得联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他们。当时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没有其他别的联络办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汉年，他曾奉命执行过多次对地方军阀的秘密使命。潘汉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里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已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坏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东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陈云，即新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记实的作者。他化装成商人，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便动身。他在上海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安排他坐船去海参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陈云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参崴。同行的还有何实楚，她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朋友、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儿（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已经去世的四川官员陈刚的夫人；潘汉年；党的前领袖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以及陈潭秋。这时瞿秋白已于六周前被国民党处决。国民党对瞿秋白被处决一事大肆演染了一番。他的遗孀杨之华同国际红救会有联系，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为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陈潭秋同毛泽东和何叔衡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陈潭秋当时留守福建，他接替罗明担任那里的党的书记，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评。这也许就是他未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他比—些人幸运，因为他设法离开了福建，同赴苏的这些人会合，一起前往莫斯科。（ 但他后来于一九四三年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盛世才同俄国及共产党毁盟后，转而同蒋介石结盟。）
陈云后来说，他们一行共有七八个人。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小组，此行目的名义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曾于一九三四年向中国人发出邀请，请他们派遣一个有六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原定于一九三四年召开的会议，但是会议后来被推迟到一九二五年夏天。
代表团未能及时赶到那里。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达，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已来不及向大会报告遵义会议或其他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会本来可以利用一点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但没有这样做。在缺乏真实情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讲话。最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陈云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 用假名施平发表，此名无人知晓，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视了），文章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遵义会议是绝密的。
陈云的文章只字未提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变更。他提到从中央苏区撤出的情况，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说成是失败；说西征大军“伟大的行动”正胜利地取得进展（实际上红军早已抵达陕北，但这一情况没有说明）；说红军正在保存实力，其目标是要壮大到一百万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极面是，在他们离开中央苏区时，背着沉重的行李。
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的联系。潘汉年被派遣回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达上海，他带来了密码本，这样就能恢复密电联络了。关于他是否带回电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没有带回。但是，据说他们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庆龄寓所中的一部电台。宋庆龄的寓所座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过去曾在这里居住。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坛。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 ？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
潘汉年是一位老于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时，他乔装成宋庆龄的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孙夫人之间的正式联系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监禁二十年之后去世。但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已被全面乎反，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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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干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佯，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
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广东常见的“客家人”，后来往北迁至四川，在重庆市北面约三十英里处的广安县的仕绅组织的地方保安队中任队长，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邓小平早年便离开了家，上了中学，接着在重庆上专科，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六岁时，他随一批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去法国。
在巴黎，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头上当司炉。他钱很少，也没有多少东西吃。他对杨尚昆将军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可能与他贫乏的饮食有关，因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辈子喜爱法国食品，特别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讨论经济问题的特别大会，领到了三十元（约十六美元）的零用钱，他决定用来买羊角面包。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建议他在回国途中经过巴黎时再买，这样国家时面包就比较新鲜。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一下买了一百个羊角面包，带回国送给周恩来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爱吃羊角面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失败后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就做上一顿法国饭菜赠送给邓小平品尝。在巴黎时，邓小平学会了自己做饭，还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的其他中国学生做饭。
他在一九三六年时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工，而不是学习。他是从法国工人同伴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才加入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在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亚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长一些，也在法国工作，他们两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也常常见面。在那些日子里，邓小平与周恩来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来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表现得很活跃。他散发传单，到写蜡板，干了很多工作。
邓小平于一九二六年经过蒙古和宁夏回国，在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那里学习。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这所大学当时既面向国民党也面向中国共产党。回国之后，他在接近共产党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期，还在西安附近为冯玉样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之后，邓小平被派往武汉，接着又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职务。
他在党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西南部去组织一次以所谓第七和第八军为中心的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