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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爱扣帽子。帽子不能不戴，但不能乱戴。应当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
空气。
搞创作，不能有划一的格式。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每个人有
每个人的思路，不能强求一律。过去，有时一个人说了算，说什么：“我不
喜欢。”那么，我可不可问你：“你算老几？！”这话不好听，但很纯朴。
讲了半天百花齐放，文革期间却一花独放。一些条条框框把入们束缚注
了。我主张要有创作自由，也要有批评自由，但不能用政治代替艺术。少数
人不能独霸文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批评家比作家好当，似乎只要摇摇头，
一个动作，就够了。有时一个人摇摇头，就造成十分紧张的空气，这很不正
常。要让大家敢于讲话，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只在不违反基本原则。
周总理讲话快20 年了。18 年前发出的呼声，但这么多年，没照这样去
做，却执行康生那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20 年过去了，多少
人流了血，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今天深感幸福，能站在这里讲话，我没
想到。甚至我没想到过要离开新疆。我那时确实有终老在新疆的想法。
人民是有疾苦的，这用不着隐瞒。许多地方生活很苦，受过痛苦的人，
更懂得哪里有真理，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新诗。新诗创作有自己的历史。我是1910 年出生
人，九岁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如
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
那时影响很大。今天读起来淡而无味，有的诗比儿童诗还幼稚。当然，像孩
子似的，从爬行到站起来并不容易。当时俞平伯、康白清也写诗。那时郭沫
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我还读他的《瓶》，
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重复句子很多。重复，无非是为了强调，有什么“一
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诗的历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
我从小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人说我的诗好、有人说是“大白话”。
大自话没什么不好。说大白话比说“大右派”好。有的人写的诗四不像，古
不古，洋不洋，帮腔帮气，主题先行。新年到了，要写新年献词：春节到了，
要写春节献词，这算什么诗？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传统——反帝、反封建。当然，还应看到，反了这么
多年，还有买卖婚姻，结婚还要陪送几大件。
《天安门诗抄》选得很好，这些诗十分感人。读了这些诗，我曾说：我
们没理由悲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诗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知
古往今来有没有？如没这些诗，“四人帮”会不会倒得那么快？也很难说。
“四人帮”手中有权，张牙舞爪，你要虎口拔牙，谈何容易？有了诗，可看、
可听。这也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相补充。总之，《天
安门诗抄》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诗人要对当代提出问题，要与
人民共思考，多提几个为什么。当然有危险，睡觉不危险，可平安无事，但
你又要做事，又图平安，那怎么行？都像30 年代一些人“今天天气哈哈哈”
这绝对平安无事，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诗人称号。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敏感性，也要有主见。生活在世界上，处处充满矛盾。
没政治敏感性不行。有人凭“天气预报”搞得手忙脚乱，谁上来就捧谁：谁
下来就打谁。总之，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不要像投机商那样。应当和亿万
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思考，大事上不会错。如果连人民都不相信了，
那就没办法了。
卞之琳想写一建设性的诗，却挨了多少人骂。卞之琳经常像祥林嫂那样
说：“我真傻。”这些年，搞得人们想干点好事总要担惊受怕。有人写《天
安门四重奏》受了伤害，普天之下受伤害的人有多少啊！一些人简单地结束
了生命，可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全之处。
什么叫野心家？什么叫阴谋家？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林彪、
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罪证都陈列在那里。康生他手上鲜血更多，全身可
泡在血里，血染浴池。由于他们这些人大搞文字狱，株连人之多，至今也没
法弄清。人太多了，简直是小天文数字。因读我的诗而判刑的已发现有五、
六人。像康生这样的人，良心应受到审判！
诗人，应当讲真话。冯至发言中也谈到要讲真话，我很同意，但讲真话
有危险。讲假话可以不出事，可以升官，发财，何乐而不为？
前几年是不能讲真话的。正派人讲了真话。说你是怪话，是放毒！是黑
话。
前几年，人们都变聪明了。你问这话哪里听来的？答：上厕所听来的。
而且从隔壁的妇女口中听来的。人的聪明，可适应各种场合，合种环境，可
随遇而安。
一个人讲了错话，批评批评本是好事，可是前几年，批评变成判决。一
个人，有一段时间没见报，人们就认为他出问题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问
题，似乎关键是见报与否，只要见报，这个人就没问题，哪怕出席一次追悼
会也行。
这些年，一个人倒霉，株连九族，一受批判又不容申辩。我这些年，一
直在劳动改造。“劳动”、“改造”这两个词都是好词，但——合并就成了
“劳动改造”，就麻烦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劳动改造，中央55 号文件
也不传达。水落石不出，各地有各地的土政策，各取所需，许多政策不能及
时落到实处，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到十年动乱这个
样子，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从1957 年开始，不敢讲真话，直到如今。开始的
时间可能还要早些，这一段历史教训应当总结。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右派？可我向谁去问呢？什么叫右派？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我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当时不签字就成
了极右。极右，武装押送，武装看守。总算有幸，始终没有拿我当最顽固的
敌人。我那时把老婆孩子接走，长期在农场安家落户。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
1961 年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到1966 年，突然又来了
个文化大革命。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敢给看。医生要给右派看病，也
被视为右派，右派也传染。当时说我是大右派，真不知是因为罪大，还是年
龄大？我天天打扫厕所，一共打扫了六年。冬天，累得棉衣都湿透了，医生
心疼我，给我出主意说：“你隔一天干一次吧。”我说：“我休息一天，人
家屁股可不休息。”我隔一天干一天干得更多更累，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今
天，反正是漫淡，漫无边际地谈。想到哪，谈到哪儿。
记得那时到医院看病是坐拖拉机去的。医生问：“你是艾青？什么病？”
“小肠疝气。”
一位女医生说：“疝气？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说：“我查过辞源，疝气疼痛时如女人分娩，你们二三年生一次，我
们天天如分娩。”后来动了外科手术，开了刀。林彪下台后，才允许我回北
京看病。事到如今，我的户口还在新疆。可是，这儿的邻居们十分关心我，
还拿购货本借给我，让我买肉。
经过十年动乱我们看到“专制”是多么可怕。人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而
在专制下，人民身上的担子又有多么沉重。可姚文元还说民主给得太多了！
我们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无民主，心有余悸，事先感到
害怕，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
作家不敢写，编辑不敢登，都怕再有康生式的人物。他如一个混世魔王，使
得小鸟都害怕。
我认为今天形势很好。今天已允许讲真话。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
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要民主，也要讲法制。以后，我相信不会再蛮不
讲理了。蛮不讲理将一去不再复返！
春天来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有沼泽地带，还有泥浆
路。
我今天就谈这些。
我参加革命五十年了。每当想到在中途牺牲的人，我就感到难过，要有
一种精神，有一种干劲！今后，有斗争，不奇怪，无斗争，不可思议。
（选自《艾青全集》第五卷）
邓小平
一九○四──一九九七
四川广安人，伟大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