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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罢，你批判我罢。我也批判你。一百年以后看你们投降不投降！”
可是眼前到处是对他的毁谤；而群众照例是有一句信一句，对于最荒谬最卑鄙的控诉都信以为真。
克利斯朵夫仿佛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够困难，居然挑了这个时期跟他的出版家反目。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哀区脱的，他依次印行他的新作，跟他的交易也很诚实。固然，这种诚实并不能使他不订立对克利斯朵夫不利的契约；但这些契约他是遵守的，只嫌遵守得太严格。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出乎意外的发见他的七重奏被改为四重奏，一支普通的钢琴曲被改为——而且改得很笨拙——四手的钢琴曲，事先都没通知他。他便跑去见哀区脱，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他面前，问：“你知道这个吗？”
“当然知道。”
“你意然敢……竟然敢私自窜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
“什么许可？”哀区脱静静的说。“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
“也是属于我的！”
“不是的，”哀区脱语气很温和的说。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怎么，我的作品会不属于我的？”
“你把它们卖掉了。”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罢。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
“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初版每份三十生丁计算，我已经预付你三百法郎，作为你卖绝的代价。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
“连毁掉它的权利也在内吗？”
哀区脱耸耸肩，按了铃，对一个职员说：“把克拉夫脱先生的案卷给拿来。”
他静静的把契约条文念给克利斯朵夫听，那是当时克利斯朵夫并没看过一遍就签了字的，——也是依照音乐出版家普通契约的规则订的：——“哀区脱君取得作家全部的权利，由哀区脱独家出版，发行，镌版，印刷，翻译，出租，出售，在音乐会，咖啡店音乐会，舞场，戏院等处演奏，加以修正，改削，以便适合任何乐器，或增加歌辞，或更换题目，或……均由哀区脱君自由处理，与任何人无涉……”
“你瞧，”他说，“我还是极客气的呢。”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我得谢谢你。你还可以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呢。”
他不作声了，狼狈不堪的把手捧着头，再三说：“我把灵魂出卖了。”
“放心罢，”哀区脱带着讥讽的口气，“我决不滥用我的权利。”
“你们的共和国竟允许有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
“你已经取得了代价，”哀区脱回答。
“是的，三十生丁，”克利斯朵夫说。“拿回去罢。”
他在袋里掏着，想拿出三百法郎来还给哀区脱，可是拿不出。哀区脱微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笑容使克利斯朵夫愈加有气。
“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向你赎回来。”
“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哀区脱回答。“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
“好罢，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哀区脱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的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五十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哀区脱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利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哀区脱意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利斯朵夫，认为以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利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利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象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教克利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利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六个月以内克利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哀区脱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利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四分之一都不见得能凑起来。
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的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莫克，不幸他那时期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哀区脱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
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做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诬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知道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示，便象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利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益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不愿意让哀区脱再为他的音乐作宣传。
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利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利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末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利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裴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