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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无知，就是敢于在所思考的问题上做了最大努力之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哪怕自己对其正确性并无十足的把握。比如我对“吾”和“我”两字在《尚书》中的用法的解释，就非常冒险。以我的上古文献的阅读量，恐怕没有资格做这样的解释。古文献学家或者文字学家们也许能轻易证明我的错误。但是，我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写作，能在这方面就教的人士不多，只有自己搜集一些文献进行参证后，写出自己诚实的理解，并期望从别人的批评中受益。人类是交流的动物。交流本身，比具体的结论更加重要。
总之，这是一本粗糙的书，但也是我抱有极大期待的书。我并不认定我观点的正确，而是希望这些观点能够激发更多的讨论。我希望在消化了别人的批评后，能够对本书进行进一步修改补充，同时也开始第二本、第三本《论语》研究的写作。当然更希望以后有机会挖掘《孟子》的思想，为儒家启蒙主义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参与塑造当今传统文化讨论的话语。学术当然不是通俗文化。但是，对当今社会上的传统文化热、《论语》热，知识界也不能等闲视之。我们正面临着意识形态的真空，儒家传统是填补这一真空的最方便的材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化。那么，我们是要一个宪政主义的儒家，还是僭政主义的儒家？是要一个开放的、和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对话的儒家，还是一个封闭的儒家？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中国的政治精神、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正站在这个历史的分水岭上。我不接受为专制主义主宰的历史所交给我们的孔子，而是要从这种历史中要回真正是属于我们的孔子。我希望在中国能够找到许多同道，为此进行共同的努力。
我还应该指出，本书因为草草写成，体例不甚整齐，注释不够严格，有时引用的观点，一时找不到出处，只有凭印象写。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交代一下是从谁的研究中受益。这是日后有待改进的。对《论语》本身的字句，我基本没有注释，理由是语言本身很简单。但对所引的其他一些文献，如《尚书》、《左传》、《国语》等等，因为语言有难度，在字义注释上则细致得多。在这些注释中，我大量引用《汉语大字典》的解释，以求省去读者查字典的辛苦；同时为了避免繁琐，对该字典反复引述时没有注明，在此特别申明，并对该字典的编纂人员表示感谢。
另外，几篇附录，多是在不同时期为报纸写的应时之作，也作为附录收入。其中两篇在主题上看似不相关的文章，在此略做说明。《晚霞中的女王》，本是在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八十诞辰之际应报纸之约而作，按说与《论语》并不沾边。但是，因为本书中特别论述了英国的宪政君主和“国王二体性”的概念，此文专写英国女王，在此就有了一点意义：一来对读者理解宪政传统有所帮助，二来也比较一下中国的专制君主和英国的宪政君主之不同，故收入。只可惜当时写作遵守的是报纸的体例，并无注释，现在也很难补上。在此向读者致歉。《江户的意义》一文，本是为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撰写的介绍美国的日本史研究的书评，其中涉及到日本乡村自治的问题，和本书有关讨论相联系，也收进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水平恐怕还是最高，超出中国学者一截。他们的长处并不仅仅是材料运用的丰富和扎实。无论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美国汉学界都有一个偏见，即认为日本学者擅长考证而缺乏思想。在我看来，日本学者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他们从共同体的角度分析历史的眼光。这一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他们自己的历史自中世以来就以基层共同体为动力有关。我此书中的观念，受日本学者潜移默化的或直接的影响都甚多。所以，我相信这篇讨论江户时代的文章，对中国学者理解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也有所帮助。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1）
知识分子从老百姓的生活中滚开！——兼论鲁迅及阿Q
《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序之三
这里，我需要提示一个在本书中未能充分展开的主题，那就是在我们这个误入歧途的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传统。“士”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余英时将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相衔接，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卓越的研究，并对当今中国思想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士”或者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周公以来的贤哲政治的延伸，既有发展出高贵的文化传统的前景，但其中的陷阱也十分隐蔽和危险。在孔子理想中那种小共同体自立的政治框架中，君子代表社会问政、约束君主，当然体现了具有宪政潜力的“天下为公“的精神。但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这种所谓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则是强调君子代表君主行使其凌驾于社会的权力，进而演化成为一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古代中国，而且影响到现代中国。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古代国家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特殊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给知识分子提供的政治与思想框架。为了分析的方便，我用两个“理想型”来描述古代国家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出的过程。第一种形态以希腊为代表。在荷马时代希腊社会（希腊城邦林立，希腊社会本身当然包括许多类型，我以分析的目的，将之简化为单一的理性型），氏族（gens）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几个氏族组成胞族（phratry），几个胞族联合成部落（tribe）。早期的国家，又常常是由几个部落组成。在早期的国家生成的过程中，这些氏族、胞族、和部落都保持着完整的自立。国家的权力有三个中心：第一，议事会，主要是由个氏组的首领或者代表组成的精英决策机构；第二，公民大会，由所有公民组成，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三，军事领袖，要么直接选举产生，要么是由议事会任命提请公民大会承认，是当时的行政首脑。议事会进行日常的决策，但重要问题必须在公民大会获得确认。军事领袖后来演化为君主，但此时除了根据临时的授权带兵打仗外，权力非常有限。在《荷马史诗》中，找不到个人受国家权力的强制而作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情的例子。后来这一形态产生了变化。有的城邦从氏族、胞族、和部落的领导层中发展出了贵族集团；雅典则因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而打破了雅典人对氏族和部落的依附，通过选票建立了新的国家认同。不过，不管怎么变，这种国家的权力是各种基层社会力量竞争、妥协的结果，受到后者的极大制约。国家并没有从社会中独立出来获得其自主性。只有在僭主统治时期，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能够超越社会而我行我素。这也是为什么僭主统治一直是古希腊政治的异类的原因。
第二种形态则正好相反。在氏族社会瓦解后，没有形成贵族或者平民对国家的主宰。相反，军事领袖逐渐获得了一批个人的追随者和经济资源，掌握了一种独立于社会的国家权力。或者说，僭主统治没有成为异类，反而成为政治的主流，并且在权力的垄断上远远超出了希腊的僭政。韩非在《和氏》中所描述的理想君主就是这一理性形态：他具有绝对权力，任用忠于这种绝对权力的“法术之士”，克服“群臣士民”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来进行统治。国家权力是君主利益的表达，而非社会利益的表达。春秋战国时代完成的国家建设过程，最终打造的就是这样的国家：贵族、国人渐渐失势，君主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
《学而时习之》 作品相关 序：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2）
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还是第一种形态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小国寡民的共同体中，君子问政，常常能在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中代表社会的利益，以习俗和传统制约君主的权力。韩非在《和氏》中提到的那些把“法术”视为祸害的“群臣士民”，恐怕就包括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群臣士民”和“法术之士”之争，其实就是原始的共和传统和新兴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