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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收了不同本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都出自中国新疆。欧、美、日等地研究吐火罗文的人，虽为数不多，但也颇有几位，可是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人译释过其中的任何一张。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因为他们手中的残卷是极残的残卷，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而且极为分散和零乱，读起来困难极大，简直不知所云，所以无法翻译。这次李遇春送来的残卷，则比较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弥勒会见记剧本》二十七幕中的一、二、三、五四幕中，这样便易于理解和辨认了。
既然付出了努力，必然会得到回报。从l983年开始，季羡林断断续续地用汉文或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吐火罗文》的转写、翻译和注释。一直到1997年，四十四张八十八页《剧本》残卷全部译释完成。1998年，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其他语言也没有过。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共二十七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这个剧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内容是宣传佛教的，大概是在朔望之日供养弥勒时作为一个剧来朗诵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佛经；另一个特点，它虽然自称是“剧本”，但是无论在形式上和技巧上都与欧洲的传统剧本不同。它同印度的叙事散文夹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剧本》包括叙述（讲故事）和表演（动作）两个部分。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些表演者互相配合，交互演出。有点类似皮影戏或解放前天桥”拉洋片”之类的形式。总之，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有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
季羡林本打算把英文版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可是一想，有点不妥。在中国，懂吐火罗文的只有他一个人。一般人视吐火罗文如天书，全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至多能满足人们的一点好奇心而已。这样一部书所起的作用，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中国一点表现都没有，也似乎有点不妥，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季羡林文集》中也将此书收入，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中文写成，内容是讲一讲此书残卷在中国被发现的经过，以及原残卷的情况。又讲了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后半部则干脆把英文本的下半部原封不动地稼接到这本中文本上来。最后成为一本上部为中文，下部为英文的混合物。看起来虽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恐怕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了。
也许有人会问，研究这样一些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残卷究竟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近代两位著名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
…
辉煌的学术成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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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王国维特别指出：
当时（指唐代）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遗物。惜我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言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在《序》中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近几十年来，地不爱宝，新资料的发现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云梦秦汉墓二十三座的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座汉墓的发掘等等，这些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帛画、漆器、木器、陶器、铜器、衣物、食品、中草药、印章、文书、契约、账目等，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最新最可靠的证据。有许多几千年来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由于新出土的资料，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资料的发现，不但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最新的资料，甚至把中国历史也大大地向前推移了。
至于吐火罗文残卷发现的重要意义，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道：
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虽然Lü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此外，吐火罗语残卷数量虽还不大，但是它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具体地讲是扩大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视野。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世界上惟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他的《吐火罗文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
当年王国维慨叹中国无人研究在我们自己国家出土的吐火罗语残卷，“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的尴尬历史已经结束，季羡林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让英、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中国至今只有季羡林一人通吐火罗语，后继无人，而季羡林如今已经九十二岁，以后怎么办？
3、《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季羡林主持下集体完成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校注工程。
在中国，玄奘（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明人吴承恩据此写的《西游记》更是脍炙人口。但是，玄奘曾写过一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它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过的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见闻，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语言简洁，记事准确。全书共十二卷。由于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都视《大唐西域记》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译本。至于研究这本书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因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必读文献，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史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20世纪早期英国的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这本书流传一千多年来，版本众多，错讹之处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统一，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许多译本中出现错误。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对《大唐西域记》作校勘和注释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该书内容涉及到古代中亚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多门学科领域，能通晓这些领域学识的人，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最好还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时与英、日译本对照参考。这样一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