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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日本文化、朝鲜韩国和蒙古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五百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宗教、医药、建筑、绘画、音乐、书法、民俗等诸方面内容。《集成》既集中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便是这套丛书的宗旨。
季羡林为编撰这套丛书费尽心机，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策划，搭班子，定选题，到筹款、出版，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实在难以诉说。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97年10月，终于推出了首批专著十种十二册。季羡林亲自为丛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并将自己的新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编著《东西文化议论集》收入《集成》之中。后来，《集成》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至今已有三十余种面世。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共同社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走向》称：“《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认为：“这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首批十部专著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六部脱销，需要再版。
季羡林曾主编过多套大型文化丛书，这套书虽然困难最多，但是他却情有独钟，他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个挂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惟独对《集成》有一种特殊感情，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
8、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1994年5月，成立了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并由刘文俊具体负责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由《四库全书》派生出来的一部大型丛书。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7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其中仅列为存目的就有679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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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坛骁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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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而不收其书。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
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
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
第三，著作时代切近者；
第四，“寻常”、“琐屑”之作；
由上可知，《四库全书》之所以把一部分书“止存书名”，而不收其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书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速度有关。
四库存目书内容异常丰富。首先，四库存目书中有许多著作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其次，四库存目书中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对研究史学及文艺学均有裨益。再次，文学类有价值的书不胜枚举，如明郎瑛《七修类稿》、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签》，清沈雄《古今词话》、叶變《原诗》等都属此类。其他如地理类、文字学类、医学类、天文算法类、农家类、刑法类、杂家类、释家类，都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珍贵典籍。
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对全世界二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进行大规模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发现了不少极为稀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布失传的古籍。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共一千二百册，每册八百页。所收书八成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现已全部出齐，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
9、主编《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是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由季羡林任总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六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二千七百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选目和点校。该书精选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一千种、三万卷，三亿余字，编为一百二十三巨册，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所有大型古籍中的一流经典和重要著作。
《传世藏书》于1991年开始启动，1996年完工，历时六载。该书是全国协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出版完成，可谓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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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浪大化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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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l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但是，这十年也是季羡林个人及家庭遭遇不测风云，最不幸的十年。这十年里，他的家庭连遭大难，自己身体又屡患疾病，再加上成名之累，令他饱经忧患，身心交瘁，苦不堪言。在公开场合，人们看见的季羡林，仍然是一位和蔼可亲，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乐观幽默的长者，可又有谁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却隐埋着那么的难言之苦，难言之痛。这些痛苦，季羡林是不会当面对人说出来的。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从他的散文或者某年《述怀》、《抒怀》之类的文章里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窥见到季羡林内心深处的伤口，触摸到他那真实的心灵轨迹来。
季羡林八十岁时尚有一个十分美满和睦的家庭。老祖和妻子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三位老人，你尊我敬，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每到吃饭时间，妻子来到书房，招呼季羡林过去吃饭。季羡林放下手中的笔，暂时忘记那些繁杂的学术问题，让自己的脑筋休息一下，来到餐桌前，饱餐一顿老祖做的可口饭菜。在饭桌上，三位老人边吃边聊，新闻旧事，家长里短，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季羡林吃完饭，放下筷子，又回到书房继续看书写作，家务事半点也不用他操心，一切由老祖和妻子安排得妥妥贴贴。每逢周末，女儿婉如，儿子延宗，带着外孙和孙子回来团聚，祖孙四代齐聚一堂，家里更是欢声笑语盈耳，洋洋喜气四溢，热闹非凡。季羡林坐在椅子上，看着这合家欢乐的景象，一边微笑，一边沉醉在这天伦之乐的氛围之中，感到无比的幸福。
1990年代初，老祖突然去世。老祖辞世时已年届九旬，早已超过了“古稀”的年龄，是在中国人希望的年龄之上过世的，季羡林虽然十分悲痛，但仍能保持理智。他在《我的婶母》一文中悼念老祖时，用了比较平和的语言表示了自己的祈愿，他写道：“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
然而，过了没多久，还不到六十岁的爱女婉如，又因病故去。婉如的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撼得季羡林几天都说不出话来。他痛哭失声，老泪纵横。这一次的打击对季羡林来说实在太沉重了，可又无可挽回。他只能拭干了泪水，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4年，妻子彭德华又走了。这位陪伴他度过了六十年坎坷岁月的妻子去世时，季羡林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他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也不愿回到那空空荡荡的家里去，只能整日价只身独坐在图书馆里，埋首故纸堆中，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