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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自己的名字，还没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反剪双臂，拖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两只脚。
牛棚生活除了每日的劳动改造以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囚犯们每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首先要应付的就是“外调”。
“外调”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外地外单位的人，来到劳改大院，向某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个人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全国哪个单位都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行”，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本来应该是司法机关管的事情，但是当时司法机关已经瘫痪，无法履行职责。再说了，当时各单位都分了派，为了把对立面一派的人打倒，还是自己代行司法职责来得方便。由于派性作怪，即使被调查者明明没有问题，也要实行“有罪推定”，非“调查”出“罪行”来不可。拿季羡林来说，在他没有开罪那一位“老佛爷”的时候，是没有人会对他进行调查的。一旦他跳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以后，对他的调查工作便立刻上马。新北大公社把季羡林看作眼中钉，四处调查他的“罪行”，并且非常卖力气。两个调查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鲁西北临清县官庄季羡林的老家，满以为打着“老佛爷”的旗号，便可以吓唬那里的农民，把季羡林打成地主。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官庄的贫下中农把这两位外调人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该是第一名。”两位外调人员只得悻悻而归。但是，“老佛爷”仍然不死心，又派人去了第二次。这次遭到了与上次同样的命运，这才死了把季羡林打成地主这条心。
季羡林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分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季羡林写完材料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便了事。有的要求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暴的。有一次，山东大学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季羡林被带到审讯室，接受他家乡来人的审讯。他们调查的是季羡林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中文系教授的关系。由此，季羡林知道，他的这位朋友此时也遭了难。没想到这两个山大的外调人员对季羡林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他的头发，打他耳光，用脚踹他的腿。季羡林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造反派的“罪犯”。季羡林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他们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感到恶心到了极点。此时，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吴宓的诗句：“如此乡音真逆耳。”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脏话，迫他交待，不但要他交待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季羡林自己的“罪行”。来势之凶猛，让久经沙场的季羡林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大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两位汉子还兴犹未尽。这时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季羡林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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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阿鼻地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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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的“囚犯”并不完全同牛一样。牛们每天只要出去劳动，便算完成任务。而“囚犯”们除了劳动之外，还要“触及灵魂”，接受精神折磨，这就是批斗。在未进“牛棚”之前，要么只批斗，不劳动；要么只劳动，不批斗。现在却成了“双轨制”：劳动与批斗并举。季羡林说：“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等‘罪犯’选择的活，我们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
因此，季羡林虽身居劳改大院，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已经被分配了劳动任务，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个单位，由于某种原因，要批斗他。此时，便可以看见两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拿出大院“办公室”的批条给工人看一眼，便押着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季羡林在大院中是属于“要犯”，并非他有什么重大“罪行”，只因为他是原井冈山的勤务员，而且反对过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大恶极，罪在不赦。因此，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
1968年6月18日，一年一度的“斗鬼节”又到了。自从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大规模斗“鬼”以后，这一天便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定为“纪念日”。每逢“纪念日”都要以大规模的斗“鬼”活动来纪念。前两年季羡林还没有变成“鬼”，l968年这一次他是逃不过了。
一大早，牢头禁子们便忙碌起来了。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原则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一年一度极为难得的机会的。在列队出发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代表只有二人：他和那位老教授。押解他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工作人员。由此季羡林推断，这次被斗的人是由所在单位确定的。这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他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是和颜悦色。这简直令季羡林有点毛骨悚然，非常不习惯。季羡林自从当上“罪犯”后，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当人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与众不同的态度，使季羡林终生难忘。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样子。季羡林在回忆“斗鬼日”的情况时写道：
我不敢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牛棚杂忆》
第三是被侮辱与虐待。
监改大院不是监狱，监狱是按照法律条文实行管理的，全世界的监狱，起码在条文上都是不允许侮辱和虐待犯人的。监改大院则不然，它是私设的牢房，不受官方管辖，就好比现在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绑架人质后私设的牢房一样。这里只有约束犯人的各种规定，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却没有对监改人员的管理规定。监改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犯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批评和惩戒。而这些所谓的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