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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口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季羡林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校内来人传来的各种信息，又使季羡林感到外面的形势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仍然埋头搞他的“社教”运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而且他当时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竟然偏偏忽略了阶级斗争。
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优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5月10日，姚文元射出了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杀气腾腾，已经将“三家村”判定为“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这个‘黑店’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目的是“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么吓人的罪名，谁看了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可是季羡林仍然未看出其中的杀机。他又到处去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3O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他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他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季羡林已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他的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他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季羡林在南口村时，还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到。
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季羡林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了一下：“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同志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多久，季羡林就“碰到点子上了”，并且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主要罪证就是他精心保留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纸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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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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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工作队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央发出的文件。大家都分明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氛，但是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闹不清楚。季羡林在南口村仍然我行我素，在和煦的阳光中，在春光如海的氛围里，懵然如井底之蛙，“做梦也没想到‘文革’这场暴风雨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仍然悠哉游哉地过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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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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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首往事才知道，1966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酝酿时期。在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样投向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当中。
自从1965年1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就给文化大革命定下了调子，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上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为反党分子。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了彭真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重要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打击的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全国形势立刻严峻起来。
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
前文中曾经提到，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加了对党委的批判。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北京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
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