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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
这时东语系的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第二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502人，第三位是物理学系435人。
东语系不但成为北大最大的系，而且是当时全国惟一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过去只有几个人，门可罗雀的东语系，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季羡林的“政务”顿时大大地繁忙起来。他要处理系里日常的教学工作，参加各种会议，接待内外宾客，安排全系教师和学生的食住问题，甚至新生入学时他都要去前门车站亲自迎接。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还感到时间不够。这时，他连坐在红楼前长板凳上吃碗豆腐脑的时间都没有了。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来到学校，在校门口卖烤白薯的摊上买一块烤白薯，边走边吃，便是一顿早餐。中午有时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有时干脆事先买两个烧饼放在办公室，中午休息时，两个烧饼就一杯热茶，午饭便解决了，然后继续伏案工作。好在这时他的女儿、儿子都已经上了大学，济南老家有婶婶和妻子照顾，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平平安安。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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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语系空前壮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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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语系的工作外，季羡林还成了一名热心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筹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即后来的工会）的活跃分子。可是，到了真正组建教职员联合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极大的阻力：北大的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怎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幸而当时一位高层领导人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往西郊后，又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他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竟然领导北大工会好几年时间，今天看来，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说明季羡林当时的工作是颇得人心的。由于担任北大工会的领导工作，季羡林在北大名声大振，不但全校的教职员熟悉他，就连北大的工人也都认识他。当时季羡林万万不会想到，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而且成为北大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最好例证。他说：“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
1951年，季羡林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参加的会议更多起来。人民代表的任务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在人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作用。
据《北京大学纪事》载：
“1951年3月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内容：北大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钱端升、季羡林等传达市人代会的决议，并详细报告了大会对北大所提出的39个提案的处理经过。师生们听到自己的意见被提到大会讨论并有了结果，都感到兴奋、满意。”
由于工作热情太高，担任的职务太多，季羡林陷入了会议的漩涡之中。这使他既兴奋又有点为难。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说：
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三四十年后，经过各种会议的千锤百炼，季羡林已经从一个害怕开会的生手变成了开会的行家里手。他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教授。
凡是同季羡林一起开过会的人，都会知道他参加会议的几大特点：一是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二是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说完就完，决不拖泥带水；三是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四是他主持的会到点散会，决不拖延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
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志愿军。季羡林当时身无余财，便找来一本外文资料，同陈玉龙先生一起翻译，发表后将稿费捐献。这些行动表明了季羡林在解放初期，对马列主义和新政权的积极态度。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但不觉得劳累，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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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满阳光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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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对，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了解季羡林长期从事印度语言文化研究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这个代表团的理想成员。他立即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一接到胡乔木来信，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印度语言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岂有拒绝之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团员，随团出访印、缅两国。这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度、缅甸，但是这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对他思想震撼最大的一次，使他终生难忘。
季羡林本来是个很怕见官的人，更讨厌摆官架子的人，对官场那一套低级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他这脾气，在前一章叙述他归国途中的遭遇时已经提到过。但是，季羡林一生中都避免不了要同官场打交道，他对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对策。他说：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怀念乔木》
事有凑巧，解放后，季羡林年轻时的两位好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做了大官，而且官越做越大。这南北两个乔木，都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到后来，一个执掌意识形态大权，一个执掌外交大权，名满天下，权重一时。如果是一个官迷，碰到这种情况，可就是碰上了向上爬的绝好机会，只要多跑两趟，跑出个官来当当，是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季羡林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二乔”，不但不趋附，反倒退避三舍，有意回避，以避攀附之嫌。
季羡林同胡乔木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胡乔木几次主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还亲自到季羡林住处拜访，没有半点官架子，这使季羡林觉得他不属于那一类低级趣味的官，两人的联系便比较多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但多半还是胡乔木主动来看季羡林。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悼文《怀念乔木》，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胡乔木的看法，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胡乔木的看法相左，颇引起过一些议论。
不管怎样，季羡林还是认为，这次能够有幸参加代表团出访，与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他说：“这次出访，当然要感谢乔木。”
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多是文化界的名人，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丁西林任团长，团员有：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