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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机会。佛陀和弗朗西斯，还有耶稣，的确没有从事具有经济意义的生产，但由此就把他们定为非生产的人，那是不恰当的。
自动化时代群众失去经济活动机会而陷于贫困，这并不是他们的意愿，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里，他们的贫困跟历史上自觉参加重要的宗教团体的那些贤良之士的贫困，是绝对
不同的。但是，即或群众从这种被动的经济束缚中得到解放，或许我们也能够帮助他们抓住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精神生活的机会。可是他们能否利用这种机会呢？或者还是堕落下去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能否振兴宗教，启发失去经济活动的群众，把强加给他们的余暇利用到精神活动上，以及这样宗教的振兴能否应付得了自动化提出的挑战。
2．近代西欧的三种宗教
池田宗教常常是文明的源泉、创造性的原动力。与此相反，近代以来，西欧文明却是以脱离宗教为起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非宗教性的文明。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对本来意义上的宗教的丧失，一直有争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进一步把宗教这一概念展开来看，可以认为近代科学技术文明，也有它自己的“宗教”。比如，对物质财富的憧憬，对科学进步的信念，不也可以说它已成为现代人的“宗教”了吗？汤因比您是说，近代西欧并没有放弃宗教，而是更换了自己的宗教。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完全相信，人没有宗教和哲学是无法生存的。宗教和哲学这两个观念形态，它们之间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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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第二章宗教的作用
明确的区别。
池田宗教的本质，是属于有关人类生活方式的思想方面的问题。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就会知道，现代人对物质财富的憧憬和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几乎跟宗教没什么两样。
这对于理解近代科学技术文明，思索转变文明的道路这一当前的课题，有着重要意义。从这里——正如在埃及从对法老的信仰转到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而转到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那样，或者在
欧洲进行的宗教改革那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文明中宗教改革的道路。
汤因比西欧文明现在打着近代的旗号向全世界——或以强力的或以独立自由的形态…及着。所以深入观察和评价近代西欧的宗教以至所有的各种宗教已成为重要问题。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据我所知，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全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西欧化的今天，西欧各民族的近代宗教史将成为认识整个人类现状、展望
文化未来的一把钥匙。
西欧文明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宗教、哲学被基督教取而代之以后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后来基督教就作为西欧的主要宗教——不，事实上是唯一的宗教——发展下来，直到十七世纪后半叶。但到十七世纪末，它就开始失去对西欧知识阶层的统治力量。在以后三个世纪中，基督教的衰败趋势越来越广泛，以至扩大到西欧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此同时，在占人类多数的西欧以外的各个民族，由于广泛传播近代西欧的制度、思想、理想——这倒不如反过来说是理想的丧失——他们从自古以来就沿袭下来的宗教、哲学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说，俄国的东正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教都失去了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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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我认为十七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在四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的西洋史发展中，是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总之，十七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比起以前宗教改革中西欧基督教会分裂成天主
教徒和新教徒，甚至比文艺复兴中希腊、罗马文明表面上在西欧社会复兴起来的情况都更加重要。
池田的确，十七世纪，动摇基督教在世俗社会的地位，夺取对各种学问的教权的划时代事件相继发生。十七世纪的前半段，有三十年战争。这是一个把宗教上的意见分歧变成政治、军事斗争，最后酿成悲剧的时代。于是以此为契机，在这以后逐步树立了政治权力不介入宗教之争的原则。伽利略因支持哥白尼地动说受到宗教审判，是十七世纪的前半段的事情。笛卡儿打下近代合
理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在十七世纪的前半段。牛顿的活跃时期，是在十七世纪后半段到十八世纪初这段时间里。
从这种思想发展情况来看，我很理解博士所说的十七世纪完成了比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得多的转变D的确，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内部的变革，还不能说是动摇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事件。相反，十七世纪的各种变革可以说是在基督教信仰和政治之间、基督教神学的科学以及其它学问之间的关系中，使基督教本身的宝座发生危机的变革。
汤因比十七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错误地被解释为基督教后退的消极事件。这是因为没认识到人性不喜欢宗教间断，从而每当一个社会内部沿袭下来的宗教衰退时，早晚一定要有一个以至几个宗教兴盛起来，取而代之。
据我看，十七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退而出现的空白，是由另外三个宗教的兴起来填补的。其一是对因科学技术的有组织的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其次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再次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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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第二章宗教的作用
按西方人的心理，在一个社会里同时存在着几个宗教是很难理解的。这是因为基督教这一西欧古老的宗教，在三个排外犹太系宗教中是最不能容忍别人的宗教。所以，西欧各民族重新把宗
教的宽容作为理解而公布并付诸实践时，天主教徒也好，新教徒也好，对西欧基督教本身给了致命的打击。实际上这种信仰上的转变是在十七世纪对天主教徒、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的一个反动，是这一反动的消极侧面。
相反，几乎在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宗教共存的现象都是极为普遍的。同样，基督教甚至继承了犹太一神教排外性的伊斯兰教，也在（可兰经）中颂扬对犹太教系的另外两个宗教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宽容。但这是附有条件的，就是只要那些异教徒在政治上服从伊斯兰教的统治。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印度，还有东亚，把几种宗教、哲学的共存视为理所当然。旧中国，佛教这一外来的宗教也是哲学，跟原有的具有宗教和哲学两重性的道教和睦共存。除极短时间外，跟儒教这一国教的哲学也是友好相处的。在日本，佛教不仅跟神道能够相处，而且关系十分协调。如果我的认识没有错，在德川幕府时期，朱子学派的儒教跟佛教和神道都具有同等地位。
池田在日本，有非常笃信佛教的人，也有笃信神道的人，而他们对传统上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都很宽容。一个人同时信仰佛教、神道和儒教也是常有的，而且在日本这些古老的宗教跟博士所
说的基督教衰退后的三种信仰中的两种——即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和国家主义——也以显著的形式共存着。
众所周知，国家主义是以最鲜明的形式同神道结合在一起的。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支柱。由于战败，在象征的意义上，神道和国家主义的勾结破产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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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很奇妙，神道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在结合着。在有最新技术设备的工厂和大楼里，设有神道的祠堂，这是不足为奇的。以现代最先进的技术建造的钢骨水泥大楼，完工时举行神道的“除灾”仪式，也是以传统的形式进行的。从这些事例看，在日本，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也好，对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好，跟填补因传统宗教的后退而产生的空白，稍有不同。欧洲人是从本身在精神上的对抗出发，寻求和确立新的精神和人生的依据。我想这是日本人和欧洲人不同之处。
汤因比的确，情况似乎有些不同。但是为了在这一点上进行比较和探讨，我想再详细地谈谈对科学进步的信仰以及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在欧洲各民族的思维和信仰中发展到重要位置的始
末。
西欧有意识地树立起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可以认为是从一六六一年英国设立研究院开始的。英国研究院是由英国知识阶层设立的。他们对十七世纪国内的纠纷感到震惊和惶惑，对政治上的
演变感到变幻莫测。这些知识分子发现神学上的争论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纠纷。他们认为这种争论会降低基督教权威，对社会是有害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