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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和残酷性的确是人性生来具有的。如您在前边所讲，按生物学家的说法，在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唯有人是在同种间相互进行殊死战争的生物。别的动物是雄性围绕雌性进行斗争，不久一
方屈服，而胜者并不索取对方的生命。可是自我们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可以说就一直不断地使用暴力，进行着不惜杀人的罪恶行径。但是仅就五千年的历史来看，人类这种残暴性也未必都是不考虑时间和地点面采取战争形式的。
例如，日本在十二世纪以前的五百多年间——征讨虾夷人的战争除外——似乎没有发生过可称内战的战争，然而其后的四百年间，日本连续地被内战所困扰。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在
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内外都保持着和平状态。一九四五年以后，放弃了战争。
挪威从一八一四年到一九四0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但是挪威人在过去的北欧海盗时代曾是世界上少有的好战民族。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受到攻击和侵略，他们便坚决地起来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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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二章军备与战争
在日本和挪威的历史中，在没有战争的年代，也仍然有个别的杀人或公开处刑的事。这说明必须把战争跟战争以外的相互残杀和暴力行为区别开来。
池田完全如此。死刑问题另当别论，杀人是出于个人动机。当然也有根据某一特殊集团的条例进行的，不是出于个人动机的事例。但是，因为参加该集团本身是出于个人动机，一般也可以说这种杀人是出于个人动机的。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依法严加禁止的，对这样的行为是严加制裁的。
相反，进行战争的主体却是严禁出于个人动机杀人的国家，并且对国家的犯罪行为还投有建立制裁制度。因此至今还通行着胜利者即为正义这样极其野蛮的法则。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人类
几千年来默认了这一谁都无法接受的荒谬逻辑。
国与国之间，战争或者准备战争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
经常在完善军备，对邻国剑拔弩张。我想和平绝对不能成为这种战争之间的间歇。
所谓和平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和平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唯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人类社会。我想说建立这样的社会才是人类的政治领导者、思想家、所有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课题。
汤因比消灭战争一定是可能的。即使就一切人来说，不可能根除战争以外的暴力行为，而消灭战争也一定是可能的。丢掉五千年来的习惯，的确很困难。尽管加此，我想核武器的发明给我
们带来了成功地消灭战争的可能性。
在战争这种制度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设想，就是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这种企图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实际上，战争往往给胜利者一方也带来破坏。至于核战争，可以明确地说，胜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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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是不存在的，无论你付出多高的代价。这种推测将会打消各国发动战争的合理动机。
但是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即或在核能
时代，只要现在的一百四十几个地方国家不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政府，战争的可能性还会继续存在。这个世界机关为了维护和平，应当配备有效的力量，使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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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三章政治体制的选择
第三章政治体制的选择
1．领导者的条件
池田如今活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雄和领袖，都相继去世。除了中国的毛泽东和南斯拉夫的铁托等少数人以外，其个人的魅力和思想能给世界以重大影响的领袖，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这究竟是好是坏，暂时还不便作出断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极大的声望和权力，根据天赐的领导的判断来动摇国家和世界，这种事态被消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个进步。社会纳入民主机
构的轨道，没有必要再依靠这样高级的领袖，我想这反而是可喜的现象。
然而另一方面，试想民主主义社会，果真完全没有能够领导人类社会的领袖，也行得通吗？这是另当别论的。
汤因比我想很难说天赐的独裁领袖，以后就没有了。当然，能够让尽量多的公民参加立宪政体，才是我们争取的政治目标。
但是今天的世界，特别迫切需要从政治上、社会上进行根本改革。
由此看来，用立宪的方法完成这项工作是否可能，我有些怀疑。
我认为不管什么性质的集体事业，都需要个人领导权。按最高的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事业，也不例外。对民主事业和组织、制度的领导，比天赐的独裁领导还要微妙，还要困难。后一类领袖，对他统治的国民或施以压力，或煽起反理性的感情，使他们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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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相反，民主政体领导人，必须使自己主张的政策让公民感到台情合理，心悦诚服，从而取得他们的合作，而且这种理性的对话，要充满冷静的感情。
池田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口的确如您所说，民主的领导是困难的，微妙的。民主的领袖在行动时必须时常想到，民主主义始终是决定社会管理制度和机构的依据。这些制度和机构，当然要按民主主义的规则去建立。执行这些制度和管理这些机构，也必须以民主主义的理念为思想基础。然而一般心理总是要稳定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自己权力。因此当权者总是希望，人们把他
所凌驾其上的制度和机构看成是绝对的。这样一来，作为原来基础的民主主义的理念，就有失去的倾向。
现在的世界还不能说是和平与稳定的。为了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需要具有杰出的聪明才智和宏大理想的领袖。在民主主义社会，领袖一出现，就容易引起反感。然而这绝不是感情用事所能
解决的问题。应始终看他有无那种领导理念，其领导理念在多大程度上有实际效力。必须从这些方而去判断。对群众来说，这种判断是防止天赐领袖实行独裁的重要关键。
汤因比为了使一个民主政体完美地发挥其机能，领导人不能是阴谋家和煽动家。就是说，需要一个不用压制和蛊惑就能使国民服从的具有明确伦理和知识特长的人物。这样的领袖很难发现。即或发现了，作为本人来说，由于领导本国人民很困难，也不见得接受这种劳而无功的工作。领导所担当的任务当然是最有社会意义的。为他人而承受这种责任，这需要具有高尚的大公无私
的献身精神。
在现代民主的领袖中，比较满意地完成这一难巨任务的，据我判断是F…D…罗斯福、邱吉尔，还有尼赫鲁。不过罗斯福——甚至尼赫鲁——在其与选民的关系上，也不能说完全是光明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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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三章政治体制的选择
并且三个人都有在危机时上台的有利条件。因为危机当前，即便是民主国家的国民，他们也甘愿忍受苦难，付出牺牲。
池田在困难时代，民众的确易于服从领导。所以前边谈的那几个人，在困难时代掌权，应该说他们是幸运的。当然也应该说，他们遇上了充分发挥能力的良好机会，因为要是没有这样领导
能力的人上台，就要使事态日趋恶化。
尽管如此，我认为民主主义体制委托给领导人的权限，必须是有期限的。期限一到，由民众评其功过。据此决定继任还是下马。
这样，在职期间不管权力多大，始终是民众委托的，成绩是由民众评定的。我想这是和独裁制不同的民主主义体制领导人的特点。
从领导人本身看，他必须意识到，在职期间他的言论行动经常是在民众的监督之下。这里也就产生了一个缺点，即下届竞选的领导人总是容易采取迎合群众的政策。
汤因比民主领袖必须在两条困难的道路中间巧妙地穿行，而且他们在中间巧妙行动的余地特别窄小。一条路是，当他判断选民的要求和希望是错误时，还想去迎合他们的愿望。如果他屈服于这种心理上的诱惑，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作为领导本身的职责，背叛了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信赖。与此相反，另一条路是，对于某一政策，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坦率地提出就要被拒绝，结果就采取欺骗手段使选民投赞成票。这也是背叛了寄托在领袖身上的信赖。并且这种欺骗早晚总要被揭穿，那时他终究要失去群众的信赖，而使信誉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