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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弊病，我很担心不断传来的信息会使人们懒得再进行深刻的思索和考察，而陷入一时的行动。而且我还担心，人们为了要顺应时代急速发展的潮流，还会陷入被动的生活方式，而越来越忽视对创造精神的培养。
事实上，由电视及其他群众性宣传机构提供的信息数量，可以说已经有些过多了。在日本，甚至已经出现了“信息公害”这个流行语。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应从信息质量的角度来论述的问题，而不单是一个信息数量过多的问题D但不管怎么说，现代人的确已经被埋进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了。他们看不到自己，不知该怎么把握判断价值的基准。
相反，使用这些宣传工具的人，如果为了操纵视听者的心理面不去报道真实情况，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来发挥巨大而可怕的作用。即使不能操纵有头脑的大众，至少也能靠宣传形成一种舆论，使舆论倾向一方。这一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
汤因比宣传工具的影响力的确是巨大的，掌握这种宣传机关的人可以将其用于操纵大众的目的。
这种操纵大众的力量不仅能作用于视听者内心的潜在意识层，掌握宣传工具的人还能通过视听者的表层心理使自己要宣传的思想浸透到潜在意识的深层。他们这样做，就能为了自己的目的来操纵大众的潜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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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美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民间企业为了宣传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项目，购买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的时间带。他们使用这些宣传工具不是为了作用于大众的表层心理，而是为了渗透大众的潜在意识层。这是他们使大众不知不觉地买走商品的一种战术。当然，这种策略遭到了强烈的抗议。在法国的戴高乐总统时代，由于政府垄断了具有立即见效的宣传工具，当然也遭到了在野党的抗议。在野党一方认为这是政府对权力的不法滥用，
池田因此，对于宣传本身来说，关键在于保持中立性。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同题。
比如电视转播反政府游行的学生与警察们发生冲突的场面。
这时，如果电视镜头对准进攻警察的游行队伍，一般观众肯定要对游行队伍的过激行动投以批评的眼光。相反，如果把镜头对着驱赶游行队伍的警察，观众就会谴责武装警察的暴行。即使准备了好几台摄像机，结果还是一样。困为在画面上出现的只是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面，而要在公平的条件下同时向观众播放两个不同的场面则近乎不可能。严格地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如此，但考虑其影响时，“中立性”最终还是宣传所要求的重要条件之一。
那么，所谓“中立性”究竟是仟么呢？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是不能简单地加在一起用二来除的，而且，即使可以这样做，我认为这也不能说是真正的中立。中立性多表现在政治问题上。
政府等有权力的一方与民众一方在力量上本来就是有强弱之差的。政府既然掌握着国家权力，对民众就具有压倒的优势，两者的关系不是平等的。
因此，如果站在政府与民众的正中间来进行宣传，这似乎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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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但实际上只能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中立。因此我认为中立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因各种情况而异的。
汤因比宣传工具是由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对人类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一巨大的新生力量应该作为中立性的工具来使用。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成您的意见。但这里必须明确中立的意思，还必须建立一种管理机构，它能以人们所希望的中立的做法，积极热情、自由自在地使用宣传工具，说明“中立”的意义，有时也很容易。比如，在民主主义国家中，为了在选举期间进行宣传活动，就分配使用宣传工具。这时，给互相竞争的各政党分配时间，应该按各党在人数势力上所占的比例来决定。而且，对分配的时间所付的费用应与各党选举费用的金额成比例。这时，还应公布选举费用，并对此进行调查核实。
这种时间的分配，不应由当时的政府或其他任何政治组织进行，而应由受权管理宣传工具的管理当局来进行。
但对善恶、是非的辨别，任何人或任何社会都是按个人的意志或集团的意志来进行的。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样的行动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动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看法可以截然不同。但没有人会对理智地辨别这两个概念提出异议。而且，自己认为是对的、是善的，就支持；自己认为是错的、是恶的，就反对，这是道义上的义务。同样，任何人对这一点也都不会有异议。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在关于善恶、是非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果真是正确的吗？不，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如政治上的压制、个人的不诚实、在一国的国民生活中的个人暴力行为、淫秽文章等等，恐怕哪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都会斥责这些是邪恶、是错误的。当然，各种社会给这类邪恶下的严格的定义是不同的。而且，还有这样的惯例，就是在同一社会的成员之间，其道德准则也是有争议的。例如战争、死刑、自杀和同性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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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判断，便在很明显的善恶是非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这样做是正确的吗？或是可能的吗？
从我个人的信念来说，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中立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也是不正确的。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和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中间采取中立，结果只能是包庇错误的一方。
因为，没有支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这已经违背了道义上的义务。
池田我认为对宣传要求的中立性，其本质应在于保护民众的权力。而且还应贯穿一种基于生命的尊严这个基本理念之上的报道精神。
正如博士所说，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中间态度，这种报道不能说是正确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在是非问题面前，不得不加进报道者的判断和主张，这样做倒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您也指出，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对是非的判断也是不同的，是有变化的。其判断标准是由社会的历史、传统的价值观念或时代的思潮所决定的口我认为不因时代和社会而变化的这种是非的根本标准毕竟还是人的生命的尊严这一理念。就是对宣传来说，要最终保持中立性，也应以此为标准。
汤因比在是非的问题上，不可能保持中立。应该在这一重要而实质性的条件下，中立地利用宣传。若是这样，我也没有异议。而且我还要斗胆地提议，管理宣传工具的当局也应给那些在道义上不对的人以辩护的机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本身不应隐瞒他们对这些人最终所持的反对立场。
而必须保持中立的当局应怎样录用其成员呢？而且，保持中立精神的当局又应怎样保障在实际上以自由的立场来中立地管理宣传工具呢？我认为靠政府任命或选民选举是不能产生具有中立
精神的宣传工具管理机关的D我提倡在选举这种机关的成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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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取以每个人的天赋为基础的实力主义的方法。
尽管如此，但管理宣传工具还要筹集资金。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这个管理机关避免财政上的压力呢？既然要保持中立的原则，就应拒绝接受政府官方从税收中拨出的政项或民间企业支付的广
告费，不应以此作为机关的收^来源。代之可行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视听者交纳视听费，这样，视昕者就只限于那些有能力支付视听费的人了。但视昕者都是那些有钱购置或租赁接收装置的人，因此，若与视听时不可缺少的装置的费用相比，那么，视听广播的视听费只不过是很少的一点儿费用。
7．关于信教的自由池田在西欧民主主义国家中，确立了信教自由的基础。
人们认为信仰只是人的精神问题，不应受权力的干涉。当然，从历史上的原因来说，各种利害冲突和邪念也许是构成直接动机的一部分。但我认为，至少在现在，信教自由的本质应是构成人类精神自由的基础。
我认为，无论到了什么时代，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信教自由都是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原理。而且，不管别人具有什么样的信仰——不管他确信自己的信仰多么正确——越始终都是我们应对人
家严格遵守的一条原则。
汤因比十七世纪，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确立了宗教宽容，这是近代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