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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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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大家都同样是人,都同样面临着生死这一冷酷的事实。
当某个社会被分为知识分子和大众两部分,产生了相互的隔阂的时候,这预示着社会已经不健康了。俄国患这种社会病是在彼得大帝突然地、操之过急地,面且强制性地搞表面上的西欧化之后。俄语所说的知识阶级是从使俄国加人西欧社会的彼得大帝的政策中产生出来的新的阶级。这个俄国知识阶级是由已经西欧化了的俄国人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把俄国人引进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幸的阶级。这是因为,由于他们转向了西欧生活方式而与俄国同胞隔绝了,但在西欧社会中又得不到由衷的安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十九世纪或作为自愿的移民,或作为政治流亡者,脱离了俄国籍而定居在西欧各国。由于受了西欧式的教育,他们与生身的祖国——俄国的专制政权已无法相容。
十九世纪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俄国文豪们从本国的知识阶级带有的弊病中获得刨作的动机面创作出来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就有说明这一点的场景。转向西欧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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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主列宾想召集农奴,把土地分给他们。可是农奴们不知所措,大惑不解。他们不能理解主人的真正动机,不相信他的真诚。另一方面,地主也束手无策,终于大怒,结果这项工作不了了之。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靠这些知识阶级完戚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过去曾长期在西欧过着流亡的生活。他们的计划是以所谓先进的西欧各国为榜样来改革俄国的生活方式。为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托尔斯泰小说中描写的场面就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地出现了。西欧化了的革命知识阶级与俄国本土的大众之间当然发生了误解。因此,已经掌握了政权的革命知识阶级,就极力把外来的西欧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这种作法与作为近代启蒙主义使徒的他们自己所打倒了的俄国旧专制政权的作法,没有丝毫的不同。
池田刚才博士所举的俄国的例子,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也完全适用于日本。明治以后的日本,为了改变长期锁国造戚的落后状态,便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这种风气至今也没有政变。
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一提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一个人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他懂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判定。这当然会加深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隔阂。本来,所谓知识分子是以民众生活为舞台才能使其知识或智慧发挥作用的。因此,如把一般民众比作根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由那虽开出的花。但是知识分子似乎有个坏毛病,就是想把自己和一般大众作为不同的存在而区别开来。这也许是由于理性本身原来就特别具有分析和区别的功能的缘故吧。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自己拆毁了自己的根基,威协到自己的存在。
对这种情况,大众会说:“知识分子能干什么?”他们认为,光是口头上说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知识分子丝毫也没有推动历史的动力。观察知识分子和大众这样的隔阂和反目的时候,我想,这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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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诚然是一种不幸,我们无论如何要努力弥补这种裂痕。
汤因比一般来说,当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隔阂产生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容易丧失与人生普遍的现实问题的接触机会。另一方面,作为大众,多半要失去一切人都应最大限度享受的知识的教养,在今天的西欧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不健康的风气,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职业专家的闭锁的小圈子。他们的生活与别人是隔绝的,只为同伙们工作。这些知识分子轻蔑没有专门知识的大众是无知的。而另一方而,一般大众也无视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语言难懂而且不切实际。这种疏远的关系对双方都是不好的,对社会也是不利的。
池田博士这里正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您刚才所说的形成职业专家的闭锁的小圈子的理由之一,在于现代的学问有其特殊性。现代学问的内容,特别是科学技术急速发展的结果,分化得过于单一了。由于学问内容变得如此难以理解,就造成了大众对知识分子抱着近乎敌意的感情,或者是相反的盲目崇拜的思想。知识分子这一方而也采取丁高傲的态度,认为自己干的事业反正俗人是不能理解的。像这样,随着学问的内容越高深,就越专门化,越为门外汉难以理解。这似乎就是大众和知识分子分离的重大原因。为了使现代的学问能为大众所理解,大概需要改变一下学问的方向,使其从专门转向一般,分化转向综合。换言之,在学问世界中,也不要搞脱离大众的超凡脱俗,要更加重视与大众紧密的联系性和对大众的指导性——说“指导性”可能有语病,说白了就是要重视对群众生活有用处。
汤因比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为过于专门化而忧虑。过度的专门化使专家和一般大众——包括虽有知识但不是专家的一般人——相互疏远。专家们轻蔑这些人是外行;而非专家的人们往往贬低专家,认为他们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以外,是别无他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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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个人以为,非专家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专家们即使从事只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的研究,如果完全和周围的环境隔绝,也仍然要陷入偏见。
为了深刻理解现代世界,并应付它,我觉得专门化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因为所有民族,所有人生的表现,所有的活动都是互相依存的。我们是生活在需要有整体观念的时代。
池田我和您的想法完全一样。如要进一步补充的话,大概可以说如今的教育状况正加速了这种知识分了小圈子的孤立化。
要成为所谓的知汉分子,第一首先要有富裕的金钱和时间。
但大部分人却没有。说穿了,就是命运注定的生活条件的差异已经注定一个人是成为知识分子还是及早到社会上就职工作。之所以说是命运,是因为青少年在求学期间大多数必须靠父亲的供给,
不能自立。当家庭无力供给时,对一些有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有才能的青少年,虽然有时国家或财团会给以资助,但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不能不辍学。这样,由于客观条件不能自立,因而造成
差别的意识变成为对人生旅途中幸运儿的羡慕,也可以说这造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隔阂的一个原因吧。
汤因比我基本上同意您的见解?不过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些复杂的因素。要成为知识分子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智能,即天赋的才能,但每个人都是极不相等的。第二是能持之以恒的勤奋,保持行为端正的意志,即德行。这是可以由每个人自己的力量去
实践的。第三是长期的教育。这需要学费,必须由学生的家长或某种公共财源来负担。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能够自立生活是需要相当长的岁月的。
明确地说,知识分子和社会是相互处于道义上的业务关系。
就是说,知识分子为了偿还以前公共财源为自己受教育的投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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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第三章智慧的生物——人类
有为社会服务的义务。另一方面,社会为了使知识分子的工作能给社会创造价值,能使知识分子有效率地开展工作,有义务负担足够的资金援助。
在我这一代,英国的奖学金制度尚不充足,为获得奖学金的竞争,现在想起来还是相当激烈的。当然,无论在怎样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出类拔萃的人材都常常会在竞争中获胜,今后也依然如此
吧。不过,当环境条件过于恶劣的时候,除那些最优秀的人材以外,一般的人恐怕就失去了施展自己蕴藏的能力为社会谋利的机会。
池田一想到这些由于金钱和时间的关系在青少年时期得不到足够教育的人,我就深切地感到终身教育制度是很必要的。
这种教育制度可以使一般大众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学问,使有能力有热情的人都能平等地做学问。我相信,确立并充实这种制度是消除知识分子和大众隔阂的一个方法。
汤因比您说得对。应当给业余的成人教育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而且应当通过调整劳动时间和工资,使无论哪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和热情都能在退休之前一边受业余做育,同时也要能挣钱维
持生计。这样说,有以下几个充足的理由。首先,终生的业余做育是提高一般大众的智力和伦理水平的最确实的方法。其次,人们的生活环境在一生中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需要经常使自己适应
这种变化。进一步说,作为一个负有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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