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达成一项“借款总安排”（general arrangement to borrow）协议，签订此协议的目的是从美国以外的9国获取借入资金以支持美元，缓和美元危机，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它规定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时，可以从十国集团借入总额为62亿美元74＇15＇的资金用于扩大对成员国的借贷以应付货币危机。1962年3月，美国又同“十国集团”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共14个国家）分别签署了总额为117。3亿美元的“互惠信贷协议”，也称“货币互换协议”（swap agreement），协议承诺，一旦需要时协议双方中央银行可按照协议规定的汇率互换本国货币，从而增强本国的国际清偿力和稳定汇率的能力。这些举措对美元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一定的效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约翰逊政府对外卷入越南战争，对内实施“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国内财政赤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削弱了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和美元贬值压力凸现，法国等西欧国家纷纷用美元向美联储提取黄金，致使美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250亿美元降至1968年的121亿美元，而同期相对于美国黄金供应的美元债务从50亿美元增加到近400亿美元（见本书第五章国际金融市场图5－4），黄金储备不到同期对外美元负债的三分之一，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导致第二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法国巴黎的黄金价格一度暴涨到1盎司黄金44美元，美国黄金储备流失了14亿美元。迫使伦敦黄金市场关闭和解散黄金总库，各国不再按照官价在黄金市场出售黄金，黄金价格开始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自由升降，但同时各国的中央银行仍能以官价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即形成了“黄金双价制”。
第二次美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和寻求摆脱危机的措施，经过广泛的讨论协商，IMF于1969年创设了被称之为“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特别提款权既是对黄金的一种节约，又是对美元的一种补充，SDR作为一种储备资产，其的价格为1盎司黄金＝35SDR，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之间可以用SDR替代黄金和美元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和稳定汇率。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由黄金－美元本位制演变为黄金－美元／SDR本位制。
到1970年，美国对外美元负债增加到700亿美元，而同期的黄金储备仅有100亿美元，贸易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以致到1971年5月爆发了第三次美元危机，同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将美元的官价调整到1盎司黄金42美元，并不再承诺按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从而正式关闭了“黄金窗口”（gold window），同时开始征收10％的临时进口附加税，试图扭转贸易逆差。美国政府放弃承诺之时，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之日。
为拯救濒临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12月18日，十国集团通过长达4个月的激烈交锋和讨价还价，终于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机构”（Smithson institute）达成一项协议，即“史密森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1、调整黄金官价。从1盎司黄金35美元上调到1盎司黄金38美元。
2、调整汇率平价。瑞士法郎、意大利里拉和瑞典克郎分别对黄金贬值1％；西德马克对黄金升值4。16％；日元升值7。66％；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各升值2。76％；法国法郎和英镑币值不变。美元对黄金的贬值和其他国家货币对黄金的升值，使美元汇率平均下降了10％。
3、调整汇率波动幅度。由过去的平价±1％调整到±2。25％。
4、美国取消10％的进口附加税，但不再承担按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过程见表8－1。
可以看出，史密森协议是一个各方妥协和调和的产物，其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法仅仅是调整了黄金官价、汇率以及汇率的波幅，是对美元贬值和美国放弃按官价兑换黄金的承诺的认可，丝毫没有触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弊端，因而这个协议是虚弱无力的。随后，英镑和瑞士法郎相继自由浮动。到1973年初，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投机风潮此起彼伏，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第二次美元贬值，美元对黄金贬值10％，黄金官价从每盎司黄金38美元上调到42。22美元，以致工业化国家纷纷取消史密斯协议规定的汇率平价，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
（三）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显得十分脆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认为美元—黄金本位货币体系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美元供应与美元信用的矛盾。认为美国为满足国际经济与贸易对国际储备资产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逐步增加在美国境外的美元数量，以保证国际清偿力的供给，这只有通过维持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才能达到；而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又会影响美元的信誉，导致储备货币危机；反之，美国要维持美元信誉，就必须减少国际收支逆差，而这又会减少美元的供给，导致他国国际储备的短缺，影响国际清偿力；从而使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而面临的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并被普遍认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一些学者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并提出过和大多学者所不同的观点：
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在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过程中的国际金本位制时期，英镑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出色地发挥了作用，并没有出现像特里芬所说的这种两难现象。
其次，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充当关键储备货币时也有过一段稳定时期，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内实施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外通过发行鲁萨债券75＇16＇，建立前述的“互换网络”（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和建立“黄金总库”等措施构成“内外防御圈”来“保卫美元”，使黄金储备和物价稳定，也没有出现两难现象。
再有，从理论上看，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中经常账户收支保持平衡而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或经常账户顺差而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大于经常账户的顺差，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即可以增加他国的国际储备，也不会发生储备货币的信誉问题。例如，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保持其经常账户收支和长期资本账户收支的平衡，不但保证了英镑价值的稳定，而且经常账户顺差和长期资本净流出的国际收支结构维持了数十年之久，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适应的国际储备。
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1965年在其“国际收支逆差与国际清偿力市场”的论文中提出长期资本流动两种类型分析法，认为长期资本流动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促进商品和劳务出口为目的，另一类是以调整国际资产结构为目的；如果美国流出的长期资本是属于第一类，就应该带动相应的出口，否则会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如果美国流出的长期资本是属于第二种类型，而其长期利率低于国外，短期利率高于国外，在美国的长期资本流出国外的同时，国外的短期资金将流入美国，对美国而言，这种借短贷长的资本流动不会产生国际收支恶化，也不会带来美元的信誉下降问题。
最后，国际清算银行在其第48届年度报告（1977年～1978年）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与“特里芬难题”相对立的立场。报告指出：就将来的货币体系中美元储备的供给而言，为了美元的稳定，以及货币体系整体的稳定，他国美元储备中来源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部分应该仅占极小的部分，其余的应是来源于贷款，这意味着他国全部美元储备的增加，必须同时有该国对外债务的增加。
显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造成“特里芬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优势，过度使用了这一“特权”，无节制地用自己印刷的纸币去清偿大部分对外贸易逆差和扩大国际经济交易，把美国国内经济的矛盾和问题通过美元的过度输出，转嫁到世界各国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