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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需要任何东西，只要同克里亚奇科上校谈一次话就够了。
那天晚上，杜罗夫离开赌场很早，克里亚奇科把他送到家，然后去找古罗夫发气。他向朋友作出了解释，他的朋友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驾驶一辆汽车在夜晚的莫斯科进行监视，只有在决定暴露跟踪时，才有意义。
克里亚奇科和古罗夫一边喝茶，一边彼此挖苦、抬杠，结果让杜罗夫溜进部长的别墅里去了。
乌索夫同杜罗夫的谈话，是在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谢尔盖·里沃维奇·萨比林有正式的商业活动，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乌索夫说服自己的搭档。“他是毛皮批发商。我相信这只是一块招牌，做掩护用的。萨比林手中掌握着几个亿，吓坏了这个糊涂虫萨莫依洛夫。两年前他向萨莫依洛夫借了两个‘柠檬’，想还回去，但一见萨莫依洛夫很软弱，于是决定赖账。你去同萨比林好好谈谈，你会谈得好的，让他明白：供款人变了，情况完全不同了，不必拿他贵重几十倍的生意去冒险。”
“您总是说服我，说去他的办公室很安全，像进电影院一样。那您就自己去吧，您搞谈判比我强。”显然不喜欢这一想法的杜罗夫说道：“您把所有的事都考虑得很周到。那个吸毒的男孩子手里拿着没装子弹的手枪，也是你们巧妙地安排的。但他性子急躁、胆子小，可古罗夫上校却是一名密探。”
乌索夫大为光火，且不说杜罗夫所说的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就是巴维尔·彼得罗维奇自己也已经明白。
“既然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以前不吭气呢？既然你拒绝在大白天里去他的办公室，那你就别拿钱。你看着办吧，我可以派另一个人去的。”
“你没有合适的人，你的那些射手，一点用也没有，搞财经的倒是有几个，虽然不怎么样，可以说得出话来的男人，你却一个也没有。”这些话过去的刑警，本是可以说得出口的，但他说出声来的，却是在问：
“就算我同意去找这个做生意的人，我代表谁呢？谁是我的后台呢？”
“让我们来解决吧。”乌索夫明白阿尔焦姆具体地在想什么，所以没有作声。“萨比林是与刑事犯罪分子有联系的，我已经说过，毛皮生意，只是一块招牌罢了，这种人是不需要做这种小生意的。他有一队正式的保镖和战斗人员，不过，不是常备的，而是雇用的。”
“明天十二点以前，他也会把他们都请来的。”杜罗夫明白他说的是违反逻辑的话。谁也不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设埋伏。但使他激怒的是乌索夫那种自信的口吻，呆在一旁指挥人、指派人的习惯。
“也许他还会请来一两个身强力壮的码头工人，想吓唬你。”乌索夫突然同意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很不情愿地退让，同意作一点小的让步。但你后面有老板，你的话不是决定性的。让他明白，你老板虽然是刑事犯罪分子的头目，但他也能去找当局，对金钱他是无所谓的，但账却要算清楚。”
“不行，”杜罗夫绝对否定地回答。“刑事犯罪分子的头头们是不这样做的，你坐惯了大办公室，上校先生。如果一个人有人又有枪杆子，他就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会去找民警和安全局。”
乌索夫明白这位过去的刑警说得对，所以他同意了。
“好，你看得更清楚，但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要讨价还价的话，你不要特别坚持，你就说你是传达别人的话，没有权力决定。”
那天晚上，杜罗夫没喝一滴酒。乌索夫出于礼貌，喝了点茶，谈话并不投机。
“当时我不该让自己坐‘伏尔加’，我是希望你用你经验丰富的目光，判断情势。谁又能设想到古罗夫已经尾随我们，而且要我们停车检查呢。很糟糕的是你在他面前暴露了。”乌索夫说完，打算改变话题：“你以后别到我这里来，只打自动电话，谁也不敢偷听部长的电话的。可对你却可以监控。你检查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尾巴？”
“我不是孩子。”杜罗夫没有把握地回答，不打算谈自己的怀疑。
“那你就同上帝一起去吧！”乌索夫把客人送到篱笆边，心想古罗夫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把“伏尔加”。小车里的侦查员与过去的上校乌索夫联系在一起了。
他果断地决定暂时中断与杜罗夫的联系。只要从皮货商那里把钱弄出来，藏到地下，增添人的事不必急着去做。已经有人，更不用说是过去的处长乌索夫了，都已清楚，奥尔洛夫将军手下的人少。在这个没有前途的案子中，局长只能让古罗夫耽搁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如果他把材料交出来（其实莫斯科市刑侦局里材料多得很），那么有人就会把它毁掉。莫斯科天天有人杀人，谁也不会用战略计划去使人感到兴趣的。
上午，杜罗夫开车去商店里买日用品，就像平时买东西那样，一走到大街上，就仔细看停在不远处的汽车，开过去一点又马上停下来，开始检查车轮胎。这样的停车，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这对每一个汽车司机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但他对此并不放心。他打开行李舱，拿出打气筒，给轮胎打气，轮胎真的气不足了。后来他来到市场上，用职业的眼光，仔细打量顾客。杜罗夫自己是“跟过踪”的，所以知道既要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顾客，又要在人群之中不失去目标，那是非常困难的。
克里亚奇科没去市场，而是留在车子里。他没有在这位过去的同事的举动中，发现什么可以证明杜罗夫心情不安、正在受到检查的可疑之处。
他们就这样非常安心地把车子开到了季米里亚泽夫街。杜罗夫认为不可能会受到灯光检查，如果他“被跟踪”的话，他们马上就会明白必须检查，那就只能加强他自己的怀疑。他拐到一个小胡同里，发现跟在他后面的一辆“伏尔加”已从对面开走了，而从院子里正在开出一辆拖车。“你是上帝给我送来的，”杜罗夫想道。他没有加速，把车子开过去，而当在镜子里看到拖车把小胡同拦住时，他大声笑了起来。人们说得对：上帝珍惜人们珍惜的东西。
因为他是干保卫工作的，所以有持枪许可证，实际上武器却是不使用的。一个有经验的人知道，武器是个危险的东西。你事先猜不到你会遇到什么情况什么人会打你的脑袋、缴你的枪。最主要的是：如果武器暴露了，你就应该开枪，否则，你自己就得挨子弹。杜罗夫不是大力士，不是拳击手，不是徒手格斗的运动员，但他像任何一个工作多年的刑侦人员一样，是多少能够来几下的，而且可以把个把壮汉打倒。
院子里面是一幢两层的黄色楼房，墙上歪歪扭扭画着一个“2”字。那院子与其他数以百计的院子很相像。一棵要死不活的小树，一堆脏沙上，一张倾斜的桌子，几条谁也不想坐的凳子。大门口停着一辆ЪMB，证明老板在这里。门旁边有一块不起眼的金属板。杜罗夫心想，靠这样的招牌，是做不成大生意的。他站在门边，企图看看板子上面写了些什么。他刚一起身，门就开了，一个穿迷彩服的年轻小伙子，腰边挂一支手枪，用舌头把口香糖舔到腮边，问道：
“你找什么？”
“谁给你权利对大人以‘你’相称的？”杜罗夫没有动，突然有了往日的信心，好像他口袋里有证明，背后有办公室。
那个穿着斑斑点点的迷彩服的小子马上感到有了信心，更加神气起来了，但说话的口气却已经降低了一些：
“请进，公民！”
“好。”杜罗夫直接对着那个保镖跨过去一步，那小子还没来得及跳开，企图抓住杜罗夫的衣袖，但杜罗夫用手背捅了一下那小子的手腕，问道：
“谢尔盖·里沃维奇的办公室在哪里？”
近处的房门稍稍打开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脑袋的彪形大汉走到了走廊里，他越过肩膀，抛出来一句：
“走吧。”接着就笨拙地走进楼房的深处。
“秘书”的牌子挂在那里，但女秘书却不在，杜罗夫对这一点很不喜欢。站在门口的一个男孩子，他也觉得讨厌。笨拙的彪形大汉，房子里的静寂，都使他警觉起来。如果这里是负责人的办公室和事务所的话，那就应该有许多职员在这里挤来挤去，等待吸烟。
“老板，有个汉子要求见你。”彪形大汉走进一间不大的接待室，把挂着一块“经理”牌子、蒙着皮革的房门轻轻地推开，说道。
“稍等一会儿。”办公室里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