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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玩了几天，我们又去了上海。当年去上海的人非常多，我们仅4个人的队伍却在下车的时候挤丢了两个，最后只剩下我和史世祥了。那时所有来串联的同学都是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来的，而我更向往的是电影制片厂，因为我是个电影迷。不过，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的海燕、天马）之后，我所看到的除了大字报以外还是大字报，连个电影演员的影儿也没见着，真是遗憾。在上海玩了几天之后，史世祥也因为想家返回了沈阳。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拿着介绍信去革命大串联接待站借了点钱，然后就乘火车去了广州、湖南、长沙和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我一个人又串联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令我眼界大开不说，还真正使我经受了锻炼。我现在也一直以为，我这喜欢独往独来的性格，与一个人串联时的阅历是分不开的。
串联回来之后，学校和社会上开始闹起了派性，造反的造反，夺权的夺权，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值得庆幸的是，我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所谓革命行动都没有参与，这倒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在我外出串联的这几个月里，整天挂念着我的母亲，她的病情是否又加重了？回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在家护理母亲，并尽量多干一些家务活以示补偿。
记得一天家里的灯泡都坏了，室内一片漆黑，母亲有病躺在冰冷的炕上。当时的灯泡凭票购买，无奈我带着两个弟弟来到街上，我让三弟爬上电线杆去拧下灯泡，我和二弟一个放哨，一个接灯泡。我们贪婪的一连拧下几个路灯的灯泡，顿时马路一溜黑暗！就在三弟还没从电线杆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被巡逻的民兵小分队包围了……
文革时期人民物质生活的贫穷使我们永生难忘。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又把我们找了回去说是要复课闹革命，结果，书没念几天，就于1968年8月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给卷到了盘锦地区台安县新开河公社鹿泡子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认为自己当年刚下乡时的心情是兴奋和喜悦的，高呼着革命口号告别城市和母校，来到农村受到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欢迎；就像大串联时的心情一样刺激而又新鲜。那个时代，我们都把毛泽东主席的话尊之为最高指示，都认为毛主席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毛主席的红卫兵，又怎么能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可这事如果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根本就算不上是有知识，二是我们当年大多都不满18周岁，严格地说还算不得是真正的青年，所以把我们称做：“知识青年”就是不算是“假冒伪劣”，至少也算是“以次充好”。但那个年代就是“假、大、空”的年代。我们幼稚的心不但从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好，反倒以为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4）
那年头有两句特别流行的口号，一句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句叫“扎根家村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现在看来，这些口号真是坑国害民的大话。想想看，四十年前，世界上有不少同我们国力差不多的国家。正是由于抓住了人才的培养，二、三十年后就使自己的国家步入了世界强国之列。而我们当年却把最有希望使国家强盛的一代人赶到了穷乡僻壤，这是一代人的政治大流放。放弃了文化学习，从事着一种近乎原始的劳动，也就是说人家在前进，我们却在倒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和他们拉大距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记得我和同学们刚到农村的时候，对一切都感到是那么新鲜和好奇。可呆上一段时间，就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当年的农村有三级政权：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生产小队是最基层的劳动组织和核算单位。那个时候的生产队一般设置两名队长，一名政治队长，一名生产队长。政治队长是一把手，按分工主抓全面。可实际上是除了开会就是抓阶级斗争。当年毛主席曾说过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抓革命促生产”的话，还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一来，政治队长便有活干了，在他眼里，凡是不合他心意的事和不与他一心的人，他都会用“阶级斗争”这个“纲”来衡量，似乎地里的一草一苗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我的房东顾春阳大爷是主抓生产的队长，在队里算是二把手，顾大爷庄稼活样样都拿得起来放得下，可称得上是老庄稼把式，在社员们心中有很高的威信。顾大爷性格刚直，办事务实，因此他和政治队长那套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我也打心眼里赞成顾大爷，和顾大爷接触多了， 自然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下乡的第二年冬天，我当时正在辽河大堤上出民工，这时顾大爷亲自从生产队赶到工地找到我说：“小孟，现在开始征兵了，我给你报好了名，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回去检查身体。”我一听，高兴得眼泪都快下来了。顾大爷一直非常支持我想当兵的想法，为了能使我得到大队的推荐，他以生产队长的身份为我做了不少工作，还通过他侄子的关系专门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事情进展的非常顺利。很快，我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并被集中到公社参加入伍前的集训。就要离开农村了，我的心如同飞出牢笼的鸟。可我没有忘记去顾大爷家告别，顾大娘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流下了母亲的泪水。我的泪水也情不自禁的在流淌，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依依惜别。“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农民。”我这发自肺腑的心声留在了那位老母亲的心上，也留在了那片土地和天空中……
我当兵的地点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浪机场，我的兵种属于空军地勤人员。在部队一干就是五个年头，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是我把青春献给了党。
1975年我从部队复员并于6月份被分配到一个企业做保卫干部，工作不久随之被借调到市公安局刑警队当预审员。那时的公检法还没有完全恢复，许多人都是从基层单位借调来的。1977年5月公安局招干，拟从我们这些借调的人员当中经过考试择优录取20名为正式的公安人员。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进行复习，参加公安招干考试。结果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从此，我一心扑在公安工作中，每次行动我都冲锋在前。在一次沈阳市公安系统发起的破大案战役中，50天破获大、小案件150起，并因此被授予“破案能手”称号。在后来的工作中曾多次被评为“文明干警”、“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并被多次立功嘉奖。
就这样，从一个16岁的中学生，经过上山下乡、入伍当兵以及做人民警察的锻炼和锤打，我早已是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儿子的在天之灵会喜欢一个被厄运打垮的父亲吗？面对儿子遗像中他那甜甜的微笑，我的周身猛然爆发一股从没有过的干劲来。我不能被厄运压倒。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胜利时期，也是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过渡的非常时期。由于旧的生产关系与新兴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诸如：经济生活中的猖獗欺诈行为、商品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假冒伪劣泛滥成灾、以致发展到政府职能部门中的严重徇私舞弊行为。法律面对猖獗的经济犯罪与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显现出苍白无力与束手无策。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让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社会需求在召唤我，我下决心去开辟一条道路干一番事业。于是我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