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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塞尔松了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无须再为加夜班烦恼了。她急匆匆地跑出去，赶在上班前胡乱吃点什么东西，因为此时想去美美地吃顿晚餐，已经是太迟了。不过去咖啡馆吃个奶油鸡蛋热面包，喝上一杯滚烫的浓咖啡，还是来得及的。先垫垫肚子，等下班后到多米尼克的公寓里，再自己做点吃的。
此刻，已差不多晚上10：30分了，她渴望的高潮已迫在眉睫。她放下从新闻局取回来的那只宝贵的马尼拉纸袋——在这以前她还没有看里面的照片——她伸手到那只海军蓝小挎包里找公寓的钥匙，打算一个人在餐厅里坐下来后，再仔细察看袋里的照片。
她找出钥匙，打开房门，拎起那个纸袋，走进了与外界隔绝的公寓。
她顾不上已经是饥肠辘辘，此刻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吃饭，必须办更紧迫的事，查明塞缪尔·塔利和谢尔盖·季霍诺夫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吉塞尔将马尼拉纸袋和小挎包放在餐桌上，然后又连忙奔向卧室，那儿有她在山洞拍的照片。照片小心地藏在她朋友多明尼克那装满内衣的抽斗里。她把那些照片通通抖落出来，找到塔利没戴假胡子的那一张，随即拿着它返回餐厅。
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打开《巴黎竞赛画报》给她的大马尼拉纸袋，她从里面抽出两张照片，这是两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是闻名世界的S国外交部长的头像。两张照片异常清楚，几乎分毫不差。谢尔盖·季霍诺夫的照片看上去很少有变化，面部表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冷峻。他的这两张照片同样冷峻威严，犹如大理石雕像：低低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咄咄逼人的眼睛，鳞茎状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唇边有颗棕色的肉赘，光洁的方下巴颏，两张照片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是拍摄时间相差一年。一张是去年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外面拍摄的，另一张是前年在布鲁塞尔阿伯丁纳的一座大厅里拍摄的。由于季霍诺夫的头部几乎占据了整个照片，实际上，要不是照片背面的文字说明，拍摄背景是很难辨认的。
这时，吉塞尔心里感到有了把握，但是她必须进一步地确认，确保不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她恋恋不舍地将季霍诺夫那两张放大的照片，相距几英寸放在餐桌上，然后把她在山洞附近拍摄的塔利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两张照片中问。她仔细审视着季霍诺夫在巴黎的照片和她自己在卢尔德给塔利拍摄的照片，随后又对比在布鲁塞尔的季霍诺夫和在卢尔德的塔利。
她心跳如狂。
三张照片，完全一样。头发、前额、眼睛、鼻子、嘴唇、肉赘、面颊，全部都一模一样。
纽约的教授塞缪尔·塔利和S国的外长谢尔盖·季霍诺夫原本是一个人。
如果事情确实这样——吉塞尔再次对自己说，那么S国外长在卢尔德山洞附近的照片势必在S国引起轰动。因此，季霍诺夫必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来销毁证据。
不过吉塞尔心里明白，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对于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你必须有确凿无疑的证据。
吉塞尔提醒自己，毕竟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很多相貌完全一样的人。两个人，天各一方，看上去像是一个人，但很可能两人毫不相干。有时候，大自然也会像复印机一样做出一些复制品。塔利和季霍诺夫看上去像是一个人，酷似孪生兄弟，也许事实上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究竟是两个长相一样的人呢，还是同一个人扮演的两个不同的角色呢？
只有一个办法去证明：查一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的俄语教授，看看是否真有塞缪尔·塔利其人。吉塞尔知道，谢尔盖·季霍诺夫的存在不会有什么疑问，因为他是S国的外长、总理候选人。难道和他长相一样的塞缪尔·塔利真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难道这个教授真的和S国外长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如果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有个塔利，有个和S国外长长相一样的塔利，那么吉塞尔就明白了，这一切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她也就只好认栽了。对她来说，通向自由的门仍然是紧闭着。
反过来说，如果……她不愿多往下想。她只想得到事实，而且过不了多久她就能够拿到事实了。
她瞥了一眼放在铺有亚麻桌布锃亮的写字台上的电子钟。
卢尔德已是晚上10：46分。
此时在纽约是午后4：46分。
太早了。在联合国工作的老朋友，罗伊·齐姆博格现在还忙着。6点钟以前，他是不会回公寓的。她恨不得立刻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还是克制住了。你请人帮忙总不能让人家扔下手头的重要工作，你必须等人家闲下来，虽说罗伊·齐姆博格这人不错，但她还是不得不考虑得周全些。
吉塞尔决定控制住自己，耐心地等到午夜，那时已是纽约的下午六点钟，给罗伊挂长途是比较合适的。
她必须使自己忙碌起来，以便打发从现在到午夜的这段时间，必须找点事干，以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不能一味地老想以后遥远的事情，未来成为现实之前得沉住气。还是做顿晚饭吧，尽管她不再感到饿了，但是做饭会让自己忙上一段时问。
吉塞尔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烧菜做饭。一个小时过去，她把饭菜端到了餐厅里，想慢慢地吃这顿饭，可是注意力怎么也摆脱不了摆在桌子上的那三张照片。
她吃完饭，洗干净碗碟，把一切都收拾停当了，此时还差15分钟到12点。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要给纽约的罗伊·齐姆博格挂电话，心里暗暗祈祷，此时他已经下班回家了。
5分钟后，电话里传来了他气喘吁吁的声音，她料定是电话铃响时，他刚刚进家门。
“罗伊，”她说，“我是吉塞尔——吉塞尔·杜普雷——是从法国给你打电话。罗伊，找到你我真高兴。”
“吉塞尔，上帝，不是开玩笑吧？现在几点了？我瞧瞧，唉唷，才5：50分。刚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响，不得不跑来接电话。”他仍在喘着粗气，“嗨，吉塞尔，真的是你吗？好极了，你在哪里？”
“还是在卢尔德，还是干导游。你怎么样？”
在遥远的另一端，齐姆博格还是直喘粗气，似乎是在调匀呼吸。“我？还是在联合国做事，仍为美国代表团工作，老样子。除了这里，谁还肯雇用法文翻译呢？”
“也许不久我就能和你在联合国一块干了，还是跟从前一样。”
“太棒了！”
“是的，可眼下还不行。罗伊，有这样的可能。首先，我得先去巴黎进翻译学校，然后才有可能在联合国法国代表团里找到事干。在这之前，我得挣一笔钱进翻译学校。眼下我有一个机会，这一切唾手可得，不用等多久，有个宝贝可能要资助我。”
“噢，是吗？”
“一个美国学者，看起来很有钱，现在他还在卢尔德。他对我挺好。我想请你帮个忙，罗伊，是有关这个人的。”
“只要是能办到的，你直说好了。”齐姆博格说。
“这事还与哥伦比亚大学有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对吧？”
“很荣幸，小宝贝。”
“你在那里，是否知道或听说过一个叫塞缪尔·塔利的教授？”
“叫什么？拼一下他的名字好吗？”
吉塞尔拼出了他的名字。
“塔利，塞缪尔·塔利，”齐姆博格说，“不知道，他不是很有名。你为何要了解他呢？”
“他是我遇到的那个人，塞缪尔·塔利教授，他说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任教。”
“这也有可能，”齐姆博格说，“哥大有成千上万的教授，副教授，我唯独没有听说过这一位。也许是在我离开学校后他才去的。毕竟，我已经离开哥大好几年了。”
“你还和哥大有联系吗，罗伊？”
“你是指什么联系？是指还有认识的人吗？我和系里不少人都很熟，因为我在联合国很出风头。每年至少有一两次和他们在一块吃饭。”
“罗伊，若是请你在哥大的朋友帮个忙，不会给你添麻烦吧？我直接给哥大挂电话不方便，不知你能不能……”
“没问题。你想打听点什么？你想打听那位塔利教授吗？”
“是的。我想打听一下，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哥大任教。”
“稍等一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