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犯罪了。
加拉，这童话中的狡黠美女，用她吐露爱情的军刀，敏捷地一下子就砍下了从童年时代起就守在我孤独的床上的蜡人的头，而那死的鼻子刚弹入我初吻的狂乱的糖中！加拉使我摆脱了犯罪并治愈了我的疯狂。谢谢！我要爱你。我将娶你。
仿佛中了魔法，我歇斯底里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我重又能控制我的微笑、大笑和各种动作了。新的健康像一朵著被那样在我头脑中生长起来。陪伴加拉到资格拉斯车站乘火车回巴黎后，我磨擦着双手，欢呼道：
“终于独自一人了。”
因为如果说我童年那些致命的眩晕得到了治愈，那么要治愈我对孤独的渴望，则尚需一些时间。
“加拉，你是现实的。”
在把她同我那些虚假爱情的理想化形象相比较时，我经常想到这句话，她是个有血有肉的造物。我拚命嗅着一件保留了一点她气味的毛料游泳衣。我想了解活生生的真实的她，可我也需要不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这新的孤独比以前的孤独更真实，因而我也就更加爱她了。一个月内，我把自己关在资格拉斯我的画室里，又过起那修道般的生活。我完成了保尔·艾吕雅的肖像和两幅大油画，这两幅大画中有一幅变得极为著名了。它表现一个蜡般苍白的大头，面额是玫瑰色的、眉毛很长。巨大的鼻子紧贴在地上。一只蚱蜢代替了它的嘴，这只锌锰腐烂的肚子上爬满着蚂蚁。这个头的下部是用1900年风格的装饰画形象来表现的。这幅画的题目是《大手淫者》。
我把完成了的作品交给费格拉斯一位细木工，他照我的要求，非常认真地把它们包装好。这个人肯定要记录在我那些无名牺牲者的名册上。我动身去巴黎，我的展览将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在巴黎的戈曼画廊举行。一到巴黎，我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加拉买些花。我进了一家花店，要它最好的花。有人向我推荐红玫瑰。一只花瓶中插着一大束红玫瑰。用手指指点着它，我打听价钱。
“先生，三法郎。
“你给我弄十束同样的花。
店员似乎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能否有这么多同样大的花束。可我坚持着，于是在我给加拉写卡片时，他迅速地盘算了一下。付款时，我看到收据上写着三千法郎。我手头没这么多钱，便请他向我解释这价格的奥秘。我指点过的那束花由一百朵玫瑰组成，而一朵就要三法即可我以为一束三法郎。
“那么给我二百五十法郎的花吧。”
我身边一分钱都没有了。整个上午我在街上荡着。中午我喝了两杯法国绿茵香酒。午饭后，我来到戈曼画廊，我在这儿碰见了保尔·艾吕雅，他告诉我加拉在等我，她感到奇怪，我竟然没跟她约定个时间见面。实际上，我打算拖延几天，单独享受等待的那种令人舒服的乐趣。晚上，我终于去拜访加拉并呆下来用晚餐。加拉只有一小会儿流露出气愤的情绪，我们一起吃饭，面前摆着一排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最不同的酒瓶。在马德里喝过的酒开始在我味觉器官的坟墓中站起来，仿佛是拉撒路的干尸，我命令它：“前进。”而它就前进了，令大家感到害怕。这一复活使我恢复了口才。我向干尸说：“讲话广而它就讲话了。这是一种发现，它证实了我绝非一个傻瓜，不单只会画那些画。我也懂得讲话，而加拉怀着忠诚坚定的狂热态度，负起了说服超现实主义朋友们的责任，让他们相信我同样能写一些哲学深度超过团体成员全部设想的文章。实际上，她在卡达凯斯就收集了一些混乱而又费解的文章，她成功地赋予了它们一种便于传播的“形式”。这些笔记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修改它们，把它们融入一册理论和诗的文集中，这本文集应当用《有形的女人》的题目问世。加拉显然就是我第一本书中的“有形的女人”。将在其中阐明的那些观点，就是我用来刺向不信任我的、甚至有时是敌视我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心脏的最初武器。为了让我的观点至少能受到朋友中对我最有好感的那些人的注意，加拉必定也进行了别的战斗。所有的人已经下意识地猜到我用他们特有的武器（但更可怕、更锐利）毁灭他们的革命尝试。从1929年这一年起，我已在反抗由战后的这些艺术爱好者的焦虑所引发的“全面革命”。在怀着跟他们相同的激情投入那些最具破坏性和最为疯狂的思辨中的同时，我已经以怀疑论者不择手段的方式为永恒传统将临的一个历史阶段准备好了结构的基础。我觉得超现实主义者们是仅有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它的种种手段有助于我的活动。照我看来，他们的领袖安德烈·布列东的那显而易见的领袖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至于我，我将试着去统治，不过我的影响将是看不见的，机会主义的和反常的。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的位置和我的各种弱点；我也意识到我的朋友们的各种缺陷和各种才能，这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摆出一副公理在身的样子：“要是你决心为你自己的胜利而战，那你就要毫不留情地毁掉那些与你最相似的人。整个无个性的同盟。整个共同意味着埋葬掉你的那一切。你去把集体当作经验来享用吧，然后再打，使劲地打吧！只剩下独自一人。”
我只剩下独自一人，不过经常有加拉陪伴。我的爱情使我傲慢而又大度。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开战的计划。我觉得它们一下子提前成熟了。恰恰在我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首次展览开幕前两天，我决定同加拉一起去蜜月旅行。这样一来，我甚至无法看到我这次首展作品悬挂起来的情景。我甚至得承认，在旅行期间，我和加拉，我们是那么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考虑我的展览（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展览了）。我们真纯温柔的爱情展开在巴塞罗那，接着在附近的一处海水浴疗养地斯蒂热丝，在地中海冬日的阳光下，它荒凉的海滩闪闪发光。
一个月以来，我没给父母写过一行字，于是每天早晨我心中就有种轻微的负罪感。我也向加拉说：
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你知道我应当独自一人生活。
加拉把我留在费格拉斯，她回巴黎去了。在熟悉的餐厅里，起了一场风暴。一场我朝着微微抱怨的父亲挥舞着闪电投枪的风暴，他因我对父母的态度日益傲慢而感到悲伤。我们谈到了钱。事实上，我同戈曼画廊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合同，而我就连这份合同的期限都记不住。父亲让我试着把它找出来，我回答这不忙，能慢慢来，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太忙了。我也补充说，我花光了戈曼预付给我的所有钱，这令全家感到震惊。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把它们翻过来，从中一张张地抽出团得几乎不能用了的一些钞票。我把所有占地方的小额硬币都扔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了。最后，我在桌上整齐排列出旅行剩下来的三千法郎。
第二天，布努埃尔突然来到赛格拉斯。他从诺埃尔子爵那儿收到一份“合作的股金”，用来拍摄一部会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影片。购买了我的画《阴郁的游戏》的也正是这位诺埃尔子爵！我在戈曼那里展出的全部作品都卖掉了，售价从六法郎到一万两千法郎不等。我动身去卡达凯斯，我的成功再加上开始搞《金岁月》，使我心情激动。照我的想法，这部影片应当传达受到天主教神话的辉煌创造浸润的爱的暴行。在那时，我已经赞赏天主教的伟大和它的各种大事件，并对此念念不忘。
“就这部影片而言”，我对布努埃尔说，“我希望有许多大主教、骸骨和圣体显供台。我特别希望大主教头戴绣花的主教冠，在克鲁斯海呷多岩石的洪水中洗澡。”
布努埃尔，以他那阿拉贡人的固执和天真，把整个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反教权主义。我必须不停地制止他奔放的热情，对他说：
“不，不，别让人发笑！我喜欢这些大主教，我甚至很喜欢他们。我非常希望有某些亵渎宗教的形象，但应该加上当时的狂热，就像一次真正的神圣行为那样！”
布努埃尔带着脚本回巴黎去着手搞分镜头了。我独自留下来，呆在卡达凯斯。我每餐就着酒吃三打海胆和六块放在葡萄嫩枝上烤的排骨。晚上，我品味鱼场、番茄鳍鱼或炸首香狗鱼。有一回吃午饭时，我正切开一只海胆，我突然看到面前的海边有一只白猫，它的一只眼睛放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