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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不改，仍然想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我在大学后期参加选注《近代诗选》，为《中国文学史》一
书撰写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有关章节。南社文人，在清末、民初曾经很活
跃过，连鲁迅都曾加入过它的分社。那时，中国文学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
南社文学可以说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我觉得，可以写一本题为《南社研
究》的书。主意既定，便和我的同窗学友刘彦成君商量，两人合作。刘君也
是《近代诗选》的选注者之一，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一
开始没有多少事可做，在那里刻钢板，写蜡纸。和留在北大或分配到其他显
赫单位的同窗学友比，我们两人可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一谈即
合，决定动手。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边写作《南社论纲》，一边分别致函北京中华书
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说明写作计划。我和刘君都是初出校门的年轻人，
又都在和科研完全无关的基层工作，出版社会接受我们的写作计划吗？信寄
出之后，我们都不无惴惴。但是，出乎意料，两个编辑部没有瞧不起我们，
很快都回了信。上海编辑所要求我们就近和北京总局商量；北京总局的近代
史组则表示，南社“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欢迎先
将 《论纲》和已完成的部分初稿寄去。我们当然照办。一个月之后，中华书
局文学组复函，说是南社在晚清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欢迎我们的选题计划。
大概是书局的近代史组认为南社是个文学团体，所以将选题转出了。
我们虽有大学时编诗选，写文学史的经验，但仍不敢怠慢。找资料，看
资料，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已经没有大学时的研究条件，其中的辛酸苦辣
这里就不想说了。书稿完成后，寄给了中华书局。1962年3月，书局复信，
表示同意出版，提了几条修改意见，书名建议改为 《南社》，列入当时几家
出版社联合编辑的《知识丛书》。信末称：你们有空时，请来我局面谈。
谁要找我们面谈呢？我们想，大概是责任编辑吧？没想到，一打听，却
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我们知道，灿然同志当过文化部出版局的
副局长，是著名的老出版家，这就使我们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了。记得是在一
个炎夏的下午，责任编辑傅璇琮同志陪我们到灿然同志的寓所去。那时，中
华书局还在北京城西的翠微路，灿然同志的寓所就在书局的大院里。那是一
座极为简朴的小院，灰砖，平房，竹篱内有点稀疏的花木。灿然同志在他的
客厅里接待了我们。说是客厅，不过10平方米左右吧？房间里除了白墙，似
乎没有什么摆设。记得灿然同志身材不高，圆乎乎的脸，着圆领老头衫，灰
色短裤，摇着一把蒲扇，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里，完全没有一个大出版家的
架子。坐定后，灿然同志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把蒲扇，然后说，南社是否值得
写本书，书局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写几篇文章就可以了，但他认为南社是
有进步意义的团体，书稿有价值，极力主张出版。同时，他又告诉我们，《知
识丛书》规模很大，作者有著名的老专家，如《楚辞》专家游国恩等；也应
该有年轻的作者，你们刚从大学毕业，能如此用功，所以希望见见。灿然同
志并说：最近刚刚出版了湖南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可以参考此书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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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于是，璇琮同志就回书局取了两册书送给我们。灿然同志还问，今后
准备再做什么。我当时表示，准备编一本 《林则徐诗文选注》。鉴于搞注释
需要有很深的学养，不是毛头小伙子可以轻易涉足的，于是，我特别说明，
我们有编注《近代诗选》的经历，可以承担此事。灿然同志听了后，非常爽
快地表示，你们可以做。不过，此后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一计划始终未
能付之实施，这是愧对于灿然同志的。
金灿然同志爱才，对许多事有自己独特的见解。1957年那个难忘的春
天，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一批年轻的助教们准备办一个同人刊物，
名叫《当代英雄》，宗旨、条例都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一座宿舍楼的墙上，
无非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之类。其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
是为什么》的社论，形势变化，《当代英雄》并没有出世，同人们却一个个
被打成了“右派”。反右后期了，进入处理阶段，“英雄”们似乎不能留在
北大继续执教，出路成了问题，就在此际，金灿然主持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毅
然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后来，中华书局的骨干中，有几位就是原《当代英雄》
中的同人，现在有的已是国内外鼎鼎大名的学者了。这件事，使很多人都佩
服灿然同志的胆识和气度。
金灿然同志很忙，但他在百忙中仍然抽时间约见两个无名的年轻作者，
是不是也因为“爱才”呢？我想大概是，虽然我自己和“才”并无什么缘分。
我们按照书局的要求认真作了修改，傅璇琮同志也对稿子作了加工。不
过，书稿并没有能顺利出版。1963年，在江青等人指挥下，文化界展开对《李
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作品的批判。毛泽东
于同年12月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在这一形势下，书
局被迫检查已出和待出的书稿，通知我们说：“对遗产要强调批判精神”，
“南社的时代与现在接近”，“要格外慎重”，“正在重新审读书稿”，云
云。所幸的是，这次审读，书局只对原来已作过加工的稿子再作了一些修改
和删节，于1964年上半年付排。接着就是读校样，签合同，准备插图，似乎
出版在即了。
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夕，“批资”的火力越来
越猛，南社当时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因此，书局又于 1965
年3月将三校样退给我们，要我们“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重新研究资料，
加强批判；如一时不容易改好，书局就准备对排版作出处理。我和彦成君商
议之后，觉得意见难以接受，决定暂时不动，其结果自然是拆版。一直到“文
革”以后的70年代末，陈旭麓教授帮我在上海出版了《黄遵宪》一书后，又
想帮我出版 《南社》。我向中华书局重提此稿，书局不愿让出，于是，修订
增补，由周振甫先生当责任编辑，于1980年将此书重排出版，但是，金灿然
同志已经见不到了。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他主持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在文革
中被说成封、资、修大毒草，受到了残酷的批斗，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于1972年12月逝世。
《南社》重排出版时，我们在后记中写了一段话：
十八年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并约见著者，热情鼓励，
体现出一个老出版家对年轻人的关怀。现在本书出版，金灿然同志已经去世，书此以为纪念。
一本小书，出版竟“拖”了18年之久，抚今思昔，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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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老和我
侯外庐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想写篇文章，记录外老和我的一点
小关系。
我读外老的书，那还是50年代，在北大念中文系的时候。因为研究作家，
不能不了解并评价作家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读几本思想史一类的著作。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读 《中国思想通史》。说老实话，开始时不大懂，但
外老著作的博大精深吸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啃。1960年，我被分配到一所
名为农业机械学校，而实为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里教书，有时也兼管传达
室。自然，思想史的知识完全用不上，但我还是继续读外老的书。一次，在
书店里发现了一套《中国思想通史》，厚厚的6大本，书价自然不低。尽管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经常饥肠辘辘，但我还是把本来准备用来填肚子的钱买
了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购此自励”四字。从此，批批划划，愈读愈有兴味。
外老的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