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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同人印刷的汉语书，也是由这种观念导致的。人们普遍相信，书中放了迷魂药，油墨味就是它发出来的。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有时，还会听到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的传闻，据说有个小伙子对此不太相信，就读了一本小册子的开头，马上惊恐地把书扔掉，跑回家告诉他的朋友，假如谁读了那个书后，说了谎言，将来就会下地狱。小贩子也经常发现，这些书送都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书中不为人知的内容受到敌视，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者会以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做法在中国相当普遍。
如果外国人不慎重，试图记下一些孩子的名字，就会引起一片恐慌，而且也确曾使一所正在兴办的学校解散了。中国文字的罗马拼音体系一开始引入，就遭到了怀疑与排斥。为什么外国人希望教学生写一些他们的朋友读不懂的文字？世界上任何解释都不能消除中国老一辈人的疑心，他们认为，汉字一直很完美，对下一代也有好处。外国人连自己的祖先都不知道是谁，和他们的发明相比，中国人的汉字不知要好多少倍。几乎可以说，外国人的一切建议都会受到普遍的排斥。其原因很明显，就因为是外国人的建议。这种“顺而不从”的性格使你的中国朋友，以最温和而又最明确无误的方式让你确信，你的建议非常令人敬佩，不过，也非常荒谬。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可它完全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外国人对待中国人决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个外国人对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深恶痛绝，就用英语骂他“骗子”。仆人就向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请教，当他得知这个用来说他的词的意思时，说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清朝的高级官员曾盗用汤姆先生《伊索寓言》泽文的版本，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这个仆人一模一样。不过，其中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不能不令他们想到背后隐晦的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便查禁了所有的版本。
对外国人最顽固的不信任的例子可以在遍布大部分中国的医院和诊所里发现。在人数众多的患者中，许多人对外国医生的善良和医术表现出不言而喻的诚意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仍相信荒谬的谎言，说外国人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做药，外科医生有将人切成碎肉的嗜好，外国人还将中国儿童藏在地窖中，进行可怕的处理等等。除了小心探问，这些人的感情我们一般了解得很少。一、两年之后，这些机构的广泛成功可望能够像大风吹散尘土一样，驱散所有的这些无稽之谈。不过，它们一有机会，就会疯狂地蔓延，像温暖潮湿八月中的霉菌。
虽然在中外关系史上，外国人存在着严重失误，但整个历史是中国人怀疑与搪塞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厌倦的回忆，其间的教训完全是由徒劳无功的交往者造成的。但在中国，私人常常被迫充当外交家，他们都很清楚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进行说明。一个外国人提出要在中国内地某城市租赁一处住所，当地官员则提出种种借口加以搪塞，在一次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身着中国服装，带着纸和笔，到了见面地点。初步交谈之后，他慢慢地取出文具，摆好纸，拧开笔，检查一下墨水，神情严肃专注。中国官员怀着强烈的兴趣看他做完这一切，好奇地问：“你在做什么？”外国人解释道，他只是准备好文具，“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文具？准备文具干什么？”“记下你的答复。”这位官员急忙向外国客人保证，住所一定会解决，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可他下次再听到这个神秘的记录时，怎么能保证承认，其中的内容都是他说的？
中国是个谣言泛滥的国家，它们经常使人心中充满恐惧。几年前，新加坡的中国人报告说，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走某一条街道，因为在那里会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脑袋。帝国可能永远也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对于有关的人，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一样真切。无节制的轻信和相互猜疑是恐怖的谣言产生、弥漫的沃土。当它们与外国人有关时，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可掉以轻心，在它们刚一产生时，就应该查清。如果当地官员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进行制止，任其漫延，就会产生像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惨剧。整个中国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铲除谣言，时间就应像地质新纪元一样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好的办法，是以勿容置疑的实例，使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是他们真诚的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一坚定信念，“四海之内皆兄弟”将会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