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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摧的爱所奴役而别人则不会。她望着米小米，她知道这将是她最后的日子里很特殊的一个夜晚，她喝了一大口安茹玫瑰红，说道：
“想听听这个故事吗？”
“当然想。”米小米回答。
于是，在这个异国的小酒吧，在这个离河流很近的乡村旅舍，她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生平第一次，把她的爱，讲给人听。她从那个水声浩大的夜晚、那个邂逅的夜晚讲起，她讲黑夜中孤独又璀璨的学校，讲他们的河、河边的聚会，讲红钟社，讲那个浪漫和难忘的时代。她讲啊讲，安茹玫瑰红，要了一杯又一杯。酒吧里，人慢慢走光了，只剩下了她们俩，两个异国女人。老板站在吧台后面，百无聊赖地用一块布揩拭着酒杯，揩了一只又一只，揩了一遍又一遍，把它们揩得比镜子还要明亮。除了上课，除了在讲台上，她还从没有这样淋漓尽致地说过话，她积攒了一生、一辈子的话，都在这一晚上，说出了口，就像水决了堤。她讲毕业聚餐，讲她借着酒意趴在小玲珑耳边上开天辟地说了一句什么。终于，她说到了最后、最后的重逢，雁北荒凉小城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他站在蓝得彻骨的天空下面，亲了她。
那是与爱无关的一吻，仅有的一吻。
米小米真是惊讶极了，惊讶竟使她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感觉。天，原来，这个女人，用她的一生，爱了一个根本不知道她的爱的男人。真是荒唐啊！更荒唐的是，最荒唐的是，她让这爱占有了她的一生。她不能像别的有秘密的人那样，把秘密埋藏起来，把痛苦埋藏起来，然后，去过正常的饮食男女的人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让那秘密，成为一个罗曼蒂克的回忆，成为一生中的故事和插曲。可这不是她的方式，她的方式是可怕的：她爱得是那么专注、忠贞、极端，没有一步退路，没有一丝一毫妥协。那是把自己逼上绝境那是悬崖边纵身一跃的爱，那是注定要心无旁骛要用最坚贞的一生来成就的爱。说实话，这样的爱，“爱情”是不配的，也是它承受不起的。能够承受这爱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和神明——因为那不是爱，那是信仰，她用爱上帝的方式爱上了一个滚滚红尘中的人。
米小米终于发出一声叹息，“你呀你，”她说：“你真荒谬啊！”说完这句话米小米眼睛里一下子涌满泪水。这个荒唐的、荒谬的女人深深地、深深地震撼了她。现在米小米知道这个女人她为什么得癌了，要死了，那是因为，这世界，是容不得极致的东西的，比如：最美的、最丑的、最善的、最恶的，它只容得下两极之间平凡和平庸的众生。
“潘大姐——我能叫你大姐吧？”米小米让自己平静了一会儿说道，“听我一句话，咱们提前一天回巴黎去，你去找他，你一定要去见他！你是想见他的，对不对？”
就在这时一个人闯进来，神色慌张，但是一看到她们立刻长出一口气。是杰米，他朝她们走过来。
“原来你们在这里，”他说，“害我到处找。”
“有事？”米小米问。
“还以为你们被绑架了。”他笑起来。
他说“你们”，可是他的眼睛，只看着米小米，他想说的其实是“你”。他一眼就看出米小米眼圈红红的，“她哭过了，”他想，“为什么？”他不知道，可他知道她一定有一件大事，一个大秘密。刚才就在这间餐馆里，她说的那句话，把他吓坏了。她说，“别跟要死的人讲哲学！”谁要死？这一晚上他都在想这个可怕的问题。他的房间，就在她们的对面， 他听到了她们开门出去的响动。他想她们大概是去散步。他等她们回来，一直在等，后来他就跑出去，沿着一条比较宽阔的路朝漆黑的山上走，走出去很远，没有一个人影，他害怕了，掉头往回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了餐馆里还有灯光——他没想到她们居然又在喝酒。
“安茹玫瑰红，要不要尝尝？”米小米问他。
“太晚了，明天还要早起呢！”他回答，“明天我们要赶到布列塔尼那边去，去大西洋岸边的圣马洛城，晚上我们会住在诺曼底的圣米歇尔山，我请你们喝苹果酒，布列塔尼的苹果酒非常有名。”他说。他这时说话的语气和样子，不像一个“底笛”，而像一个极有耐心的兄长。
米小米笑了。
这一夜，她们躺在床上，却了无睡意。她们听着风吹打着老式的木百叶窗。不是那种凶猛的风，卢瓦尔谷地的一切，都是温和、柔美的，就像她们喝过的穆斯卡岱。据说，生生世世，它都是法兰西诗人眼中温柔的故乡。可它在这个季节仍旧是冷的，是一种阴柔的、缠绵的、鞭辟入里的冷。夜空中，弥漫着河水的寒气和春天树叶的清香，仔细听，听得见夜露滴落的声响。她们默默地、清醒地躺了很久，终于黑暗中传出了潘红霞的声音，她说：
“小米，明天，我们就看到海了。”
“嗯。”她回答。
“不去西班牙，我们还是到了海边，横穿大陆，朝西，看到了海。”
“你想说什么大姐？”
“我想说，你朋友的那个预言，没准儿真的很灵。”
隐秘盛开 /蒋韵
13。米小米讲的故事
我在北京，做“北漂”那几年，人家要是问我，你从哪儿来，什么地方人，我总是信口胡说。我说我从泸沽湖来，听上去又是一个“杨二车娜姆”似的，有时候我说我是彝族部落酋长的后裔，到后来，我又告诉人家，我是一个混血儿，我爸爸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一个从前的贵族，伯爵。我不管人家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信。我常常被自己杜撰的身世感动，我望着镜子里的我，我想，这么白这么娇嫩的皮肤，这么蓝这么美丽的血管，我没说自己是法兰西皇帝的女儿就已经很对得起这世界了。
我喜欢撒谎，撒谎是我的天性，真的。
说说我母亲吧，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我的父母。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说。我母亲，十九岁那年，从一个叫磨盘凹的村庄，嫁到了核桃凹，也就是我的家乡，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现在那里萧条得很厉害，年轻人都跑出来打工了。我妈——我不习惯“母亲”这个词，太文明了——我妈年轻时候，是个怪人，人人都这么说她，“日怪得很。”她嫁过来做了杨家的媳妇却坚决不肯跟我爹同房，新婚之夜，她把身上穿的裤子的裤腰用线缝了个密密匝匝，两手握一把大剪刀睡觉。她还给我爹讲大道理，说：“你也是新社会的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你不能强迫我。”我爹是个老实人，又知道她性子刚烈，跳过崖——当初她一听说这门婚事就从崖上跳下去了！摔瘸了一条腿。这性子让我爹害怕，另外她满嘴的大道理新名词也把我爹吓得不轻，自然不敢碰她。一盘大炕，两个人，一个人睡炕头，一个人睡炕梢，中间隔了十万八千里。白天，我妈解手的时候，把裤腰上的线拆掉，到晚上，又一针一针缝起来，就这么，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爹满心的委屈，不敢跟人说，也不好意思跟人说，后来还是我奶奶发现了这秘密。我奶奶气得发抖，劈脸给我爹一巴掌，说：
“你个没出息断子绝孙的东西！”
我奶奶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奶奶自然不能让杨家断子绝孙。你想啊，她年轻轻守寡，一个人，拉扯大了我爹和我姑，撑起了一个谁都不敢小瞧的家，能是个软柿子吗？我奶奶冷笑了，说，好，你不仁莫怪我不义！这一晚，刚刚掌灯不久，一群人呼啦啦闯进窑里，三四个男人，都是和老杨家沾亲带故的，手里拿着擀面杖，还有，洗衣服的棒槌，我奶奶跟在后面进来，喝了一声，“打！”三四个男人，一下子，把我妈掀翻在炕上，棒槌噗噗噗噗地落下来，活像捶衣裳。先开始我妈还挣扎、骂，后来就不动了，动不了了，血肉横飞，昏死过去了……男人们住了手，气咻咻出了窑，我奶奶走上去，拿剪刀，嚓嚓地挑开了缝的像铠甲一样结实的裤腰，褪下了那已经打飞的沾血粘肉的裤子，我奶奶吆喝我爹，说，“上！”——那一夜，我爹在我奶奶虎视眈眈的监督之下，要了我妈。我奶奶盘腿坐在炕上，活像看着两个牲口配种。
想知道我妈后来怎么样了吗？她当然是——想死。可我奶奶早料到了这一招，她把能致人死地的东西统统收走了，上吊的麻绳、裤带，抹脖子的刀子、剪子，还有最现成的农药，一样也没留下，她心里想，你不是会寻死觅活？我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