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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的诗歌：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都不再把亲人盼望，
可是你，你要等待——”
他念完了，大家笑起来，说，“好吧，我们等着你，等着你成为文学巨匠。”有人举起酒瓶，对着河流，夸张地喊道，“亲爱的，你为我们作证。”这一下人们都举起了酒瓶，朝着河流放声大喊。只有一个人，没有喊叫，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人，这个小小的细节，在红钟社的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只有这个人，在那一刻，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听到了一个谶语。只有她听到了它。它如风一样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那谶语说，你要苦苦地等待啊。
那时，多少青年像投身革命一样投身文学，突然间，有一天，在与他们这城市相邻的一个更小的城市更小的大学里，一个学生，奇迹般地，成了万众瞩目的“文学新星”。他的光芒迅速掩盖了刘思扬的光芒，因为，他的那篇小说，发表在中国最重要的一张报纸上。那报纸，至少，拥有着几千万的读者。
在那所大学里，也有一个文学社团，那社团的名字非常严肃：五四。文学新星自然是属于“五四”的。
他们决定去和“五四”会师。“红钟”会师“五四”。于是，在一个早晨，他们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事先，也没有和人家联系，而那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从他们的城市，到文学新星的大学，大约有九十华里的路程，他们十几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大呼小叫地上了国道。初夏的风，吹拂着他们，他们很快乐，一人一只军用水壶，斜挎在肩上，里面装着清水。他们还在书包里装了面包、馒头，是准备充饥用的。那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很蓝，白云很柔软，满眼都是绿意，庄稼长得肥头大耳，无论是贫贱的高粱还是玉米，还有树们，绿得也正新鲜，是北方最常见的杨柳还有在春天开白花的槐树。一路都是这样的景色，平凡，毫不出奇，可是生气勃勃。太阳越升越高，也越来越热，他们喊叫的声音弱了一些，速度也慢了下来，可心里仍然是快乐的。有人忽然高声唱起歌来，“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天如火来水似银哪啊啊——”是耳熟能详的《长征组歌》。于是，他们齐声应和，“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他们在平坦的公路上，一览无余毫无阻碍的公路上，唱着山路和水路的艰辛，为自己壮行。要说，他们这些人哪，哪一个是害怕长途跋涉的？哪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走长路的锻炼？九十华里的坦途，还有自行车，说来是不在话下的。他们原计划在中午之前能够赶到目的地，可事实上，九十里路，他们竟然骑了六个多小时，在午后一点多钟才来到人家的校园，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半小时，这样，他们就和“五四”错过了。
这一个半小时的耽搁，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先不去说她，只记住她叫“小玲珑”就是了。因为“小玲珑”，他们才晚到了这一个半小时，结果，他们就撞上了一个空校园。
这个学校，说来奇怪，它建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离那座它冠名的小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此刻，它陷落在就要起来的青纱帐中，一片静谧。它身后也有一条河，叫作潇河，这学校艺术系里的学生，就总是在潇河边写生，画它的蜿蜒、草滩和芦苇，或者，去那里挖雕塑用的胶泥。
隐秘盛开 /蒋韵
1。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4）
只有一条公路，一个汽车站，将这旷野中的学校和那座小城连接起来，城里开出的汽车，一天中，有几班从这里经过，其中一班就是中午十二点半左右。这学校，周六下午是没有课的，所以，这学校的学生们，在周六的中午，午饭前就纷纷离校了，或是赶那班汽车，或是骑自行车，或是随便搭一辆顺风车。等他们赶到时，晚了，这学校已是一座寂静的空巢。
当然，不会是杳无一人，不会是一座鬼城，总还会有一些不回家的人留守，可那有什么 用呢？不会有一个他们期待的、热烈的、戏剧化的“会师”场面了。他们兴冲冲地，赶了九十里路，却扑了空。他们站在人家的校门外，有一点茫然和失落，还有一点点抱怨。他们又累又饿又渴，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连个打尖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只好找了个树阴处坐下，沉默地，吃他们带来的面包和干馒头，喝着水壶里最后的一点清水。午后的太阳，晒得庄稼叶子蜷起来，静静地听，似乎，能听到咝咝的神秘的响声，那是水分在阳光下蒸发的声音，袅袅升腾，像万物的灵魂。他们吃得无精打采，可地上一群大蚂蚁却兴奋不已，呼男唤女地，忙着来搬运那些掉在地上的面包屑。潘红霞低着头，看着那些忙碌的渺小的生命，一只蚂蚁，坚韧地，磕磕绊绊地，挪动着远比它庞大的一块面包屑，它几乎是在拖着一座山脉爬行，身子一歪，翻倒了，向着天空祈祷一样拼命蹬腿挣扎，又翻过来，再爬。真是愚公移山哪。她看得出了神，心里慢慢慢慢涌上来说不出的感动。
其实，这一天，并不是一无所获的。这一天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他们是谁呀？他们怎么会一筹莫展呢？他们最终还是把他——文学新星找到了。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途经那座小城时，他们闯进了人家的家里。其实，他们只有他一个大概的地址，是从那学校留守人员那里打听来的，知道他住在那小城，一个很大的厂矿区。他们想，好了，就是海底捞针，我们也要把他捞出来。他们真把他捞出来了，从一个有着万余名职工，大得本身就像座小城一样的厂子里找到了他的家。那样的工厂，只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专家的手里，才可能诞生，辽阔得简直奢侈。到处是树，建筑却朴素，结实笨重，在标志性的地方，比如，一座俱乐部的屋顶，往往有一颗克里姆林宫式的孤独的红星。
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文学新星的小城，甚至，在我们的省城，都还没有煤气。我们还在用最古老的方法：生火做饭。在我们这个盛产煤炭的地方，煤自然是主要的燃料，“和煤泥”是家家户户的男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最平常的一项家务劳动。
他挽着肥大的裤腿，穿一双拖鞋，夹脚趾的，类似日本木屐的那种，他穿拖鞋劳动这一点让姑娘们印象深刻。还有，就是他娴熟舞动铁锹的双臂，非常健壮、结实，是劳动者的双臂。这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个到处是树的大院子，凉爽下来。煤堆旁，一只小板凳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儿，一岁，也许是一岁半，扁扁的小鼻子，双手捧着装了橘子水的奶瓶，喝两口，举起来，冲着那个劳动者，爸爸爸爸一阵喊叫，快活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肺腑之言。那一刻，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一家之主，和父亲。
当然，他们来了，呼啦啦一群，他们向他走来，在那一刻他们忽然觉得这是史诗的一天，奥德修记的一天。奔波、坎坷、挫折，然后是，家园和美景。他们走向夕阳中劳动的他，他很惊愕，直起了身。他们中为首的那一个，向劳动者伸出了右手，叹息一样地说道：
“我是刘思扬。”
“哦——”他扔下了铁锹，用沾满煤灰的手握住了那只手。他们会意地、惺惺相惜地、感动地握在了一起：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在后来的岁月中，一个七七级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和另一个七七级邂逅相逢，只要彼此说一句：“七七级的吗？”仍然，会有一种亲近感：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无论生活使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得意还是失意，贫穷还是富贵，堕落还是高尚，也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一句“七七级的吗？”就是一句重返青春时光的符咒，一句意味无穷的暗语。七七级，这是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共同维护的回忆：他们创造了共和国校园历史上短暂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段浪漫时光：自由和诗情的时光。那是他们每一个卑微者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合力创造。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再看看那所学校吧，河边的学校，潘红霞刘思扬的学校，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历史，也没有一座上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