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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附：竹内 实先生与常主编的互致信函
常大林先生：
先生真诚的来信，我很感动。我听到了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之声，希望以后多多指教！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整理发言稿，当时我写的不全，也有小误，整理完时拜受先生大翰。我在补写的小序时写了我的诚恳的要求：即把先生来信也一起发表。
我会上匆忙大概没奉呈我的文集第六册。希望先生等两天，由我的朋友程麻先生寄奉（《竹内实文集》，由文联出版社出版）。
拙文不好的地方希望先生加工。
文安
竹内 实
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夜
尊敬的竹内实先生：
您好！
您的汉语说得真好！甚至还有点北京味。“这个老外会写中国字”，您说这话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良久。您十分真诚地提出日本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应把中国当成老师。我认为，中国人也不应忘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等方面，日本也是中国人的老师。
您强调日本人写的是汉字而不是中国字，这是从文化而不仅仅是从民族、国家看问题，是有道理的。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的交流是人之为人的必然因素，忽视以至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了人自身和人性。您强调了孟子的浩然之气、良知良能，这是中国先贤对人性的认识。中国文化还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人类的长处还在于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分歧，更何况同样都尊重“仁爱”思想的中日两国人民！我们理所应当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共同未来相亲相爱、携手共进才对。我希望以此出发，创造出一种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文化氛围，在方便的时候举办一次中日和平文化讲坛，您以为如何？
寄上两本杂志，请赐稿。
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亦是中日和平最坚稳的基石。
祝：
吉祥如意
常大林
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喜剧更需心灵自由
■ 薛宝琨
写完《侯宝林评传》心头顿觉畅然，我怕辜负先生嘱托的心结也似乎平复了许多。但样书拿到却又立即沉重起来：此书所论究竟于世何补？半年辛苦又是因何所为？这只是艺术兴衰的历史使然，非人力所能及也。
照我看来，相声这一形式在今天并未失其生命力，而只是缺乏上一世纪群星灿烂如侯宝林们那样的一批大师级人物。他们当时或许与今天名家遇到过同样问题，只是进取方式并不尽同。诸如，他们对“身被枷锁与心灵自由”这一艺术创作根本问题化解的方式便与今天判然有别。侯宝林们生存在中国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除去没有言论自由等人权外，连温饱和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但他们却偏要“戴着枷锁跳舞”。“无自由勿宁死”，他们不仅在罅隙中生存，更要在思想自由中超越，平民意识便是由此产生的。于是导致了相声“一要面对生活，二要表达情感，三要塑造人物”这一新兴文学意识的萌生。从而形成了站立前人肩膀、拉开各自距离、形成独立个性的诸多风格流派。
创作自由和心性灵动不是因宽松氛围而是由社会挤压而刺激迸发的。化逆境为顺情恰是讽刺艺术的生命。当代相声避艺趋技疏远讽刺并不完全是因为社会环境挤压，而恰恰是由于主体意识淡化，或竟是因生存过于轻松、娱乐升平的结果。联系现实有那么多需要我们内省和反思的民族劣根性，自缚的灵魂难道不需要超越和解放吗？
“喜剧感觉和悲剧情怀”也是侯宝林等先贤们从未剥离过的生活和艺术观。而现今的相声家们革除与“笑”无关的一切衬带却几乎成为共识了。“包袱”乃是出发和落脚点，仅考虑有没有“哏”，有没有可以“就”着吃的“格式”或套路。于是，题材越发狭窄，手段越发贫乏，目的也越发模糊；笑神经因为笑而笑的强烈刺激反而令人麻木了。只为“包袱”连过程也甚至取消，哪里还有生活和性格可言？照我看来，相声乃至一切喜剧艺术，不仅带给我们轻松，还要带给我们严肃；不仅有可笑的“包袱”还要有严肃的思索；乃至连带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生命苦涩意味。剥离了悲剧情怀，生活不仅是轻飘的，生命也成为麻木和毫无意义的了。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至少有三种“情结”或“心性”需要昭示：一是敬畏之心，二是感激之心，三只恻隐之心。敬畏心使我们产生信仰，感激心令我们讲求伦理，恻隐心培养我们道德。没了这三心人便不足以为人，世界也不成世界。“喜剧背后是悲剧”这一命题便由此产生。侯宝林他们这一辈虽然并非理性自觉，但却因为忠于生活也忠于自己的性情，于是有那么多历史的画卷和人物的画廊留给我们，相声也因此具有了通俗生动的人文价值。
“时间经验和空间意识”的关系更是一切文化和学问的依凭。侯宝林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一生都用或朦胧或自觉的空间意识去提高、提纯他丰富的时间经验，并用他直接或间接感悟的时间经验去形象生动地丰富他的空间意识，使它们不仅互动并且契合起来。于是，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存旧而立新，形象的具体性和意识的概括性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得到完满地统一。它们不仅具有喜剧审美价值，同时产生文化认识价值。侯宝林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有学者的眼光和取法乎上的整和、调试能力。以他的《醉酒》为例，那源自东欧精神病院病人在地上划道儿比赛看谁能从下面钻过去的笑话，经他一改，把地上的一横白道儿变成嘲笑醉汉一竖的手电筒光束，不仅意义丰富拓展了，也同时具有了东方文化内涵和韵味。现在确有许多名家，他们藐视或漠视理性意识的重要，不止一次一时地讪说：别看你《概论》《史论》出了多少本，写一个段子咱瞧瞧！悲夫，这不仅是理性和意识的悲哀，也是他们的先贤侯宝林们无由含笑九泉的悲哀！
这多话早就说过，《评传》里似也絮烦多次。是为“赘语”，唯望赐教。
（《侯宝林评传》，薛宝琨著，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７月版，２８．００元）
侯宝林一生说过多少段相声
■ 侯 錱
作为有史可证的第六代相声传人，侯宝林是一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在相声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穷其一生究竟表演创作改编过多少段相声？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产生、演变、发展的背景、状况、艺术价值如何？我认为这些都是“侯宝林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仅涉及有关《目录》部分。
侯宝林在《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中曾经说，解放后听他说相声最多的是毛主席，连新带旧大约１５０段左右。这１５０段相声都是什么呢？他没有说，只提了一句：“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面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他还说：“旧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
侯宝林为中央领导同志说相声是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５年之间的事，这样一来就从时间和内容上大致为这１５０段相声界定了一个范围。由此，也可以断定侯宝林一生说过的相声应该不止１５０段。侯宝林去世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由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作序，由我代为编辑了一本发行量极少的相声集，书名就叫做《毛主席听我说相声》。当时的编辑思想，就是力图完整记录这１５０段相声的内容，但是由于家里的资料短缺，又因为侯宝林当时病重，体力不支，只能在有限的几本书上用红笔略加圈点，成书时不过只收集了７０段。然后由我送到中国社科院栾贵明先生处录排，制成胶片后直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罗君策先生付印。时间紧张、经验不足，致使该书错误百出，至今叫人想起心痛，幸好印数不多，不至于贻误他人吧。这些情况，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已有记载。
侯宝林自１９３３年开始涉足相声领域，到他１９９３年去世，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里，相声大致经历了一个“兴—衰—兴—衰—再兴”的阶段。而侯宝林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