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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发生的另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是３月２０日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上，全国性媒体的报道完全转变为把煽动和攻击作为宣传目的的方式。当然，也有江川绍子等记者履行了记者应尽的责任，他们积极揭露奥姆真理教教团的谋略和危害性，指责警察当局调查中的疏漏。
但是，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主流媒体用煽动性方式突出报道某个组织行动的猎奇性和离奇性，使该组织成为遭社会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同时又阻止了对产生该组织的日本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和思考。
新闻媒体的历史认识
１９９５年前后，新闻媒体出现的根本性变化与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关，特别是与慰安妇问题有关。１９９１年，三位韩国妇女以日军通过人身买卖和绑架以强迫她们成为性奴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其后，同样的诉讼在亚洲各地相继出现。一批将从１９９３年投入教学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载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在教科书选定期限临近的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最后的自民党一党政权宫泽喜一内阁下台，以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为首的非自民、非共产党的七党八派组成的内阁成立。细川首相在就任后的首次记者接见中明确地将过去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并在８月１５日举行的全国战争死难者追悼会上承认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加害者责任。细川政权还对韩国承认了“强迫作慰安妇”、“强行绑架”的事实并表示谢罪。这些表态引起了自民党右派的强烈抗议。
重要的问题是，宫泽喜一内阁时期已经制定了“ＰＫＯ法”和“国际援助派兵法”，自卫队已经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开始向海外派兵。虽然细川首相的发言是“真心”话，但也不无政治表演因素，他是要请亚洲各国容忍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也就是说，历史认识问题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从军慰安妇”的历史认识问题，１９９５年的村山内阁并没有将其作为国家责任予以处理，而是成立一个“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试图从民间团体和个人筹集资金对受害女性给予一次性补偿。但是，这条路线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韩国或中国都引发了反对运动，许多受害人拒绝接受２００万日元的一次性补偿，事态发展到僵持状态。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日本政府承诺法律责任、进行国家补偿并处置加害人。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未予理睬，这是由于村山政权内部再次回复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对。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期阁僚级政治家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关于侵略战争和从军慰安妇问题的“错话”和“恶言”尤为引人注目。
自民党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美化“大东亚战争”，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运用这种靖国神社的历史观，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战败５０周年当日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也是在同一天，尽管村山首相发表了“战后５０年”的讲话，但内阁中有九名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同一天里，内阁中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竟然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这个一国之政府完全陷于扭曲的、毫不负责的状态中。这正是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愤怒和不信任的原因之所在。这个问题到了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则表现得更为变本加厉。在１９９６年，自民党内又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以下简称“新书编写会”），通过提出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开始了草根性的历史认识运动。自民党把这个运动定位为“国民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得到了“日本会议”这一右翼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后援和一些大企业给予的资金支持。
从信息产业回到新闻媒体应有的位置
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侵略战争的价值判断上，《产经新闻》等右派媒体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了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引导舆论把判断标准只定位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上，即“说日本或日本人好话”还是“说日本或日本人坏话”，而依据历史事实的冷静思考已经淡出。
在“新书编写会”提出的“批判自虐历史观”的口号下，通过小林善纪的漫画等媒介的运做，历史认识问题被人为地与民族主义连接，起到了广泛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对于因泡沫经济崩溃而找不到出路的日本人来说，在失去了以往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归属感，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民族主义的幻想。面对批判日本历史观的中国和韩国，他们会产生敌意，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安全感，以为与国家同为一体的自己便是强大的自己。
推动这种国民情绪进一步升温的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的“９·１１事件”，以及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平壤宣言”之后的“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有人企图利用这些机会为日本的行为开脱。他们的观点是：既然要追究日军绑架中韩妇女强迫从事性奴隶的问题，那日本人被北朝鲜绑架的问题也应当同样受到追究。于是，把日本和日本人也同样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
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布什政权煽动对北朝鲜核开发的质疑，进一步激化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舆论利用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后“安全神话”的破灭，煽动安全危机论。这个时候的媒体完全定位在强化民族主义宣传的路线上。
《产经新闻》等右派报纸把煽动安全危机和民族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对《朝日新闻》发动攻击，抹杀新闻媒介本应保持的客观性，把一切都描写成意识形态问题，将一切反对意见都作为感情攻击的对象，完全丧失了理性。
可以说，“沉默的螺旋”结构在“北朝鲜绑架问题”的报道上基本完成。实现了信息产业化的全国性新闻媒体在经济不景气中不得不按照出钱做广告宣传的大企业的意图前进，其自我约束机制更加严格。在这个如果有人提出保护宪法第九条就会被污蔑为“非国民”的社会里，“九条会”的成立为正义开拓出一条路。正义之风虽然很弱，但是已经让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地方报纸的报道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这是“九条会”的演讲会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的冲绳演讲会，就被次日当地报纸头版整版报道。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促使日本的新闻媒体回到应有的位置，使其不再是功利的信息产业。
（李薇 译）
中日关系之我观
■ ［日］竹内 实
下面所刊文字，是日中关系学会副会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寄给本刊的。文章直接用中文写成，本刊仅在个别地方略作调整。另外，应竹 内实先生之请，亦将本刊主编与他的书信往来一并刊出。
今天收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也是《博览群书》主编常大林先生惠寄的《博览群书》三册。《博览群书》是老早听到大名的。但我没有机会拜读；我大概地浏览一下，觉得缺了什么：应该有主编的来信。所以查了送杂志来的袋子，就发现了常大林先生的翰劄。他要我寄稿。却没有指定究竟要什么样的文章。
日本福冈市位于日本西北端，离韩国釜山、中国大连、青岛、天津、上海很近，所以要跟这些地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最近，又有在福冈建设二十一世纪新中华街的策划。不久前，在北京开了相关的说明会和研讨会，我和常先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认识的。
我受福冈市的委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我直接用中文发言，意外的受到许多朋友的赞许，对于中国朋友的鼓励，我非常感谢。
既然常大林主编要稿，那么，干脆我把那天的发言的题目改为“日中关系之我观”，作为稿子，寄奉给《博览群书》吧！
不过，这里要附带说明：如果按照新的题目，文章应讲的内容很多。我的这篇稿子内容不多，水平也很浅，不过，我既然讲了，那么尽量地保存当时的内容发表，如果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还有一点，我恳求常大林先生同时发表先生给我寄来的大翰。这样使读者容易了解当天的气氛，也可以理解我想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