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刹蒲У姆椒ú糯目蒲А熬桶庞胛颐墙裉斓男拍钔耆幌嗳莸囊惶仔拍睢！保ǖ冢惨常┱饪梢运得骺舛鞯姆妒降娜肥蔷哂邢喽灾饕宓纳剩蝗锹薜俦救硕晕鞣秸苎Ｍ⒋笠煌车闹痘〉哪侵峙芯裨谝凹移粢徽獗臼樯系挠跋焖坪醪幻飨裕凹移粢晃舛魃瓯纭拔拮铩敝形谋旧恚褪侨匀话芽舛髦糜诖车目蒲д苎Ъ业牡匚弧Ｔ谖铱蠢矗庵稚瓯缂让挥斜匾膊惶晒Α５歉檬榛故堑侥壳拔褂泄乜舛骺蒲Ц锩枷胄鹗鲎钗宄囊槐局鳌�
野家启一的书最精彩的地方是第三章《偶像破坏者库恩的出场》和第五章《范式论争》。在第三章中，作者有两个见解十分高明，一个是指出库恩是在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另一个就是指出库恩最初是把“范式”作为形成“共识”的辅助工具来把握的。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主流学派逐渐放弃早先的西方文明较其他文明优越的殖民主义的进化论立场，转向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库恩的范式论正是从科学史的角度否定了科学进化的辉格史观，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指出库恩用人类学的眼光对待科学史，可以说就是指出了库恩的思想为什么会被看成是文化相对主义，为什么会被后现代主义作为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用“共识”的观念来解释“范式”使人们很容易理解库恩的“范式”为什么会与人文的价值观有联系，因此也容易明白为什么科学范式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意识形态的转换，科学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点也就赫然在目了，这当然也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范式论之所在。
野家启一在第五章中说，把库恩推上“相对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被告席的是同样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波普，问题的起因还是双方争论究竟是“范式”还是“证伪”（用客观事实反驳理论假设）是科学的常态。库恩在辩解过程中认为，科学家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两副面具，在科学范式的转换过程中应该借助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这就是考虑到了科学革命并不是一个无停顿的直线过程，相反，波普的科学“是永远革命”的口号，倒像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东西。野家启一指出：“如果科学一开始就是革命的连续的话，那么，就没有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必然性了。”（第１７４～１８１页）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看法。库恩所认为科学家的两副面具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而且也可以看成是范式论本身局限性的一个注脚，库恩后来解释“范式”需要借助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来解读这也是非理性主义可以藏身的地方，所以逻辑实证主义对库恩的批判并不冤枉。
１９６９年，库恩本人在《结构》一书增补的《后记》中针对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误解说到，“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结构》，第１８４页）他最后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范式转换期的“理论选择”、“相对主义”和“不可通约性”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在野家启一看来，库恩的努力并不成功。例如在范式的理论选择问题上，库恩说到，科学家在选择理论时，“不可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只有在双方发现对制定好的规则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时，他们以前的协议才不再足以作为证明的基础，辩论才会不可避免地采用科学革命时期的方式继续下去。这种辩论是关于前提的，它借助于劝说作为证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结构》，第１７８～１７９页）野家启一指出：“我们敏锐地发现了最后出现的‘说服’（劝说）这个词，在这里能够嗅到一股非理性主义的气味吧！”（第１９７页）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科学争论前提的时期，争论双方都无法借助逻辑工具指出对方的错误，例如牛顿力学的信奉者和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争论。“说服”（劝说）这个字眼本身可以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批评库恩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极好的靶子。读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野家启一为库恩申辩是多么地为难！
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上，库恩是一个不承认有唯一绝对真理的科学哲学家，这是他与逻辑实证主义，也是与波普主义不同的地方。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不是朝向终极真理，而只是“向想要知道的事物进化”，科学进化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范式转换问题的话，那么批评库恩是相对主义者的人的确是缺乏根据的。在库恩看来，科学向真理接近（例如波普的观点）的说法在本质上还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东西，是具有神学色彩的玩意。野家启一猜想，如果说库恩反对把科学看成是累积的、不断逼近绝对真理说成是相对主义的话，那么他就是心甘情愿成为相对主义者。（第２０４页）我是非常同意野家启一的这个看法的。
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内容，支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就是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也正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激起了科学界对库恩的讨伐和“审判”。其实库恩的说法自有他的道理。所谓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在库恩那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范式之间的标准不一致造成的不可比性；二是新旧范式共同的术语部分的重叠，但是内涵可能完全改变，造成了范式之间的无法沟通；三是新旧范式之争可能是在不同层面进行，所以科学家在同一点、同一方向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会终身抗拒新的科学真理的原因。（《结构》第１３３～１３７页）库恩的这个范式是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解释科学发展的一般现象，如果不越出学科边界，一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的确是“库恩主义”饱受攻击的核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野家启一解释，库恩原来的“不可通约性”是指科学家不能同时在两个范式下面工作，范式之间的翻译存在着沟通障碍，他主观上还是要解体科学进步的辉格史观，只是他不小心把范式问题扩展到了世界观层面，这就凸显出了“不可通约性”“谋杀”科学的问题。（第２０７、１４９页）我认为这个辩护也不成功。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否定的不仅仅是范式无法“翻译”的问题，它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维也纳学派建立“统一科学”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梦想的东西，在宗教和信仰、神学、绝对理念、终极真理、乌托邦等等之中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范式的不可通约实际上就是宣告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逻辑性以及科学方法本身是一个相对主义的问题。所以库恩此论一出，不仅仅只是捅了一下马蜂窝，而是如野家启一所说的那样，炸毁了整个科学的偶像。
“不可通约”之妖一旦跃出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库恩本人也毫无办法控制，库恩在１９６９年增补的《后记》中对“不可通约性”补充了不同团体之间可以由翻译沟通，最好是团体成员自己做翻译的说法，他认为这个翻译还是要用原有的世界观看待所翻译的东西，如果他采用新立场，这就相当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或者是宗教的改宗。但是他理智选择了改宗，不等于他就消除了困惑。（《结构》，第１８３页）一句话，库恩认为格式塔转换或改宗之后，“不可通约性”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线性发展的现代科学在库恩极具破坏力的“范式”理论面前显得措手无策。对于人们的误读，或者说就是有意的误读，库恩本人曾想修补范式理论，也没起多大作用，以致有人指出，“当现代范式和世界观的含义和效应已变得过于明显时，许多科学家便突破过去时代的老框框，坦率地放弃了他们培根——笛卡尔——牛顿主义的遗产，拒绝机械而倾向于有机论，把科学看成一种在其中理论、隐喻、工具和科学实践共同组建其客体的一种建构，从而放弃了科学是提供纯粹的客观真理的自然之镜的观念，在科学中呼唤一种奠基于非决定论、非连续性、混沌、复杂性和熵的后现代转换。”（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３页）这还只是反映了库恩的范式观念对现代科学的冲击，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警告人类在追求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时还是小心为上。我们可以想一下，“不可通约性”一旦用于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