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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杰怀揣这个计划，去见朋友曾扩情。曾被分配在南京中央党部的军事处，听了这个想法后很兴奋。作为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请了九个朋友吃晚饭。所有的客人都是黄埔的毕业生，其中两位湖南来客酆悌和邓文仪，是一期毕业生。他们的湖南身份非同小可。来自湖南的黄埔军校生都充分意识到家乡辈出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家的传统，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尤其应当在拯救民族的事业中担任领导角色。在酆悌和邓文仪的协助下，计划得到一致通过，而且大家还都同意举行第二次晚餐，到时候每人再领一个人来。当他们第三次聚会时，到场的人有40多，其中有在南昌主管反共“剿匪”宣传运动的官员贺衷寒。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贺衷寒
贺衷寒是黄埔内部圈子里的湖南派领袖，生于1898年长沙附近的岳阳。他的家境小康，本人在乡村的家里上过私塾，12岁时他已读完四书五经。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开始阅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他白天跟着老师背诵《左传》，夜里自学《资治通鉴》。14岁时，老师让他通读了梁启超的所有著作，发现这个学生能够提出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结果，贺衷寒于1913年进入了当地的一个新式小学，开始接受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
1915年贺衷寒转入湖南省在武昌的一所特殊中学，他的作文能力在那里受到注意：他关于旧社会邪恶的文章经常被展示在高中的墙报上。1917到1919年，他在武昌的一家新闻社当学生记者，在“五四运动”中被选为学生领袖。1920年冬天，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贺衷寒是里面的学生成员。次年他与一位湖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上海，在陈独秀办的专门学校里学俄语。1921年9月他被选为东方劳工（Toilers of the East）代表大会代表。当年下半年，他与张国焘前往莫斯科赴会。那一次他在苏联逗留了7个月，但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于次年回到中国，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进步”印象很深，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前夕苏联生活的“苦”感到沮丧。于是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不合中国国情。
回国不久，贺衷寒便接受了武昌中学的一个教书位置，像同乡的另一个教师毛泽东一样，他投入了动荡的湖南政治之中，成了武汉“人民通讯社”的一名记者。1923年通讯社关闭，贺衷寒到了长沙，创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该通讯社的成立正值省长赵恒惕在长沙被谭延恺赶下台，于是贺衷寒得以在他的报刊上发表革命宣传文章。他的宣传小册子之一是有关工人领袖黄爱和庞人铨被杀事件，并激烈抨击赵恒惕。
军阀赵恒惕重掌长沙政权以后，下令逮捕贺衷寒。要不是两位省议员设法营救，他几乎死于狱中。出狱后，他回到了岳阳。父亲让他在家教书，但贺衷寒觉得政治义务为先，于是离家去了南京，打算上那里的东南大学。然而，1924年春，他听说广州的革命派正在为黄埔军校招生，于是他离开上海去参加那里的入学考试。最后，贺衷寒以复试中险些落榜的成绩，于1924年5月进入了黄埔第一期。
在黄埔，贺衷寒是第一个起来反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刊物上出现的反孙中山言论的人。贺还与缪斌一起在1925年12月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初，贺衷寒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常规训练。他在苏联的经历，再加上他在“孙文主义学会”里积极的领导角色，更坚定了他反共的信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缺乏“人道”精神。1928年1月他和萧赞育一起从苏联回来后，蒋介石授命他指挥在杭州的军校生军事训练中心。在国民党总部对南京市进一步限制后，贺与萧获得蒋介石的许可去日本，贺在日本与滕杰成了寝室室友。他们从1929到1930年在一起住了有一年多。在那段时间里，他出版了两本批判汪精卫和改组派的书。1931年2月，贺衷寒奉命回国，接管南昌部队司令部的政治宣传部门。
贺衷寒参加滕杰的第三次晚餐纯属偶然：“九一八事变”不久，他正巧从南昌到达首都。全国上下到处爆发了抵制日货和示威游行等活动，成千上万的学生汇集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和广东的分裂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并答应在上海举行谈判以联合双方。但学生抗议仍然不断。到了12月初，南京实行军管，上海有一万五千名学生在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滕杰要求贺衷寒支持他们成立“筹备处”的呼吁便十分中听。贺衷寒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在军校学员中建立一个由“志士”组成的地下网络的话，那么他作为黄埔国民党学生运动中的老资格成员，又是一个身兼反共宣传重任的官员，他的支持将对他们的成功举足轻重。但尽管在国难之中，贺衷寒还是非常谨慎。他很知道蒋介石多次表示反对黄埔学生形成任何政治团体，曾说：“这些黄埔学生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不能有效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贺衷寒还顾虑到校长可能会对背着他搞的活动产生误会，但滕杰向他保证，自己会在“筹备”工作完成后向蒋介石汇报整个事件过程。最后，贺对提案表示同意，并建议滕杰为秘书，他的妻子陈启坤为秘书助理。邓文仪从他的书店里捐献了300元作为经费。他们还在南京康济医院附近的二廊庙街上的一幢木房子里的二层楼上租下了三间屋子。康泽（一个28岁的单身汉，出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四川农民家庭，家里穷到了未婚妻家与他退了婚）搬到了楼下作掩护，于是“筹备处”开始投入工作。
滕杰的“筹备处”诞生了，这可以说是适应了以组织方式来解决国难这一普遍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初的情况与六年前的“五卅运动”很像。随着与日本的危机加深，全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爱国热忱高涨，令人想起甲午战争后各种“社”和“会”纷纷复苏、1919年日本在凡尔赛取得外交成功后学生联盟接连创立的局势。而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急组织团体和同盟来动员舆论的同时，蒋介石的弟子们也想通过资助监护性协会成立的方式来解决国难。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右派动员
当然，在1931—1933年间的蒋介石与1895—1898年间的康有为或梁启超之间作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前者的弟子们是政府军校的毕业生，而非具有学位的文人。还有，煽动年轻人的狂热无疑是受了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刘健群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全会上发行的一小册子里建议成立蓝衣社，他写道：“国民党应当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党组织的榜样，完全服从领袖的命令，并让它的成员穿蓝色衣衫作为他们意志的象征。”
尽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把那些动员工作与外国法西斯背景联系起来，但在这运动中有一种很强的本国色彩。在滕杰和贺衷寒的眼里，他们这种动员工作像上世纪末的改革派运动一样，表明爱国领袖能够组织青年“志士”联合救国，以此引起大众支持。这跟他们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学生还是以原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军事干部无关。
后者已经在黄埔同学会中形成一个核心。这个同学会继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传统。除了向成员们分配工作以外，它还鼓励成立像“立志社”这一类的俱乐部。立志社的总部设在南京黄埔路上的一座清宫式的楼里，该社的名称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纪哲学家王阳明强调行的教学。这类俱乐部既现代又具有传统特点，既带有西方或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的色彩，又体现了帝制时代后期学院和社团中学者兼绅士的传统。“筹备处”的传统色彩是通过它的名称力行社体现出来的。力行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有力的行动”，它出自《中庸》。该组织的全称如贺衷寒提议的那样，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后来的五个月里，它的创建人开展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在筹备处二楼的办公室里开会起草这个秘密组织的章程和纲领。这些人员全部是二三十岁，生于清末，先接受过传统古典教育，民国初期又进入现代学校，又都是黄埔一至六期的毕业生。据邓文仪的儿子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