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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让，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传位给他的行为，便可说明“弟者，所以事长也”的道理。至于“慈者，所以使众也”的要点，我们只要真实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说的话“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学》接着引用《康诰》所说“如保赤子”并说明“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不过，讲到本文最后一句．我不免也要对曾子幽默一声说，曾子真是落后的古人。他没有看到二千余年以后的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多数都是“先学养子而后嫁”的呢！甚至还有专门教导未嫁而先养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叹息今不如古才好呢！
推位让国与统一江山
我们讲到《大学》“治国先齐其家”一节，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尧、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话。在有意无意之间，更是赞叹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几个人的“推位让国”的伟大行为。因此，引用史实，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后世的人都要效法吴太伯兄弟一样，一定要推位让国才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说，不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没有明确的说出来。只是赞叹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让国，是中国上古“公天下”或“家天下”的历史中，所表现出帝王体制时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圣境”，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并不必过分强调在三代以后的作为。周、秦以后，如果都须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吴太伯、季札等先贤的“遁世无闷”，那么，秦、汉两代，早应归顺于匈奴；隋、唐初期，亦应早让给突厥或胡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的纷争，难道是无理取闹的局面吗？至于五代以后的宋朝和辽、金、元，以及明朝以后的“满汉”明辨，都变成是多余的纷扰啰？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我们只要冷静读一读历史，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几乎所有“家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了争夺权位而互相残杀，甚至因此而亡国亡家的，岂可胜数。
到了现代，这种推位让国的精神和真修养，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选的政治团体，或是大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们，倒是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统大国的领导理念，那么，又须另行参读司马迁论说唐尧、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汉以后的一统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随随便便的事。实在值得一读，并且须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处。如云：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刘邦以一无赖子得天下，长期的楚汉相争，称帝时已快六十岁，到了暮气沉沉的时候，加之本人不学无术，也就没什么作为了。但是刘家出了两个不错的子孙——文、景二帝，他们从小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成了一代守成之主，为汉朝厚植了国力基础。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用了两代的积蓄，屡伐匈奴，一洗汉朝六十年来的屈辱外交；并解决秦汉以来的边疆问题，灭南越，伐朝鲜，奠定了中国初期的版图。这就是历史上造成所谓“汉唐盛世”之一的汉武帝刘彻。
武帝本身是一个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关于迷信的部分，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一开始就说：“尤好鬼神之祀”，接下来用了大半的文字，叙说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遗山才有“神仙不到秋风客”之句了。其余如尊儒术、通西域、征大宛等，无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才有汉朝的盛世；也因如此，才种下了西汉没落的初因。真正谈历史的人，还必须深入研究，自有启发之处，这才真正是《大学》一书最好的旁证。
曾子著《大学》，秉承孔子遗教，从夏、商、周以后，以“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为主，由“治国必齐其家”为中心，特别引用周室王朝时代《康诰》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为执政治国者的目标和信条，告诫执政者的内明存心，必须对于全国的人民，确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号而自欺欺人。但是历来秉国执政者的领导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牵掣，是否具有这种存心，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势所难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的名言，作为勉励之辞。
自知与知人
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则。而且这个大原则，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更不是任何政治主义，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逻辑，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体、民主政体等理念。这就是《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道理。
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几乎可以分别开来，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著或小说。
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汉以后说起。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一二十年之间，就使社会富有丰裕，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因此，到了汉武帝手里，才能发挥汉室雄威，开疆辟土。
接着，由汉宣帝的以儒、道、法并用，整顿吏治，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
到了汉元帝以后，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其机如此”。
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而且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但也是从儒学出身，对于《诗经》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于他的文章简练，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便已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影响后世很大。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因此，而有魏、晋初期老、庄、易学“三玄”的兴起。青年士子，如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好坏不说，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
再说，历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传口号，很奇怪，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