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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就阐明：相对的“大知”与相对的“小知”一样，都“犹有未树”、“犹有所待”，均为有待者，皆未得逍遥。只有“至知”的“至人”才是无待者、逍遥者。然而郭象的《逍遥游》题注却故意曲解妄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即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曲解妄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郭象删改“内七篇”还稍有收敛，比如《逍遥游》下文还有“犹河汉而无极”，他就没敢删。因为“内七篇”影响远大于“外杂篇”，删改太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那些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会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颇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贯通”的郭注义理，尤其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变成“定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删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不过正因为郭象有所顾忌没敢大删大改“内七篇”，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大概基本接近原貌，只须考订出少量郭象删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重显庄学奥义。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固持儒学成心的郭象尽管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妄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成玄英还不满意，竟把《内篇·齐物论》之“儒”，与《杂篇·列御寇》之“儒、墨”寓言主角“郑人缓”联系起来，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外杂篇”。郭象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十九篇，于是原始本《庄子》五十二篇变成了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对逆淘汰剩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郭象再进一步重排次序，把有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再对二十六篇“外杂篇”删句改字，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曲解妄注。
然而残存且被郭象删改过的二十六篇“外杂篇”，还是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的郭注义理。如郭象删改过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玄学大家”郭象竟浑然未觉。即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四境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牴牾，义理境界更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大都符合庄学四境，但郭象同样不遗余力地曲解妄注，故意错误断句，让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妄注就更方便，不纠正其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妄注。而要纠正一处错误断句，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传统权威，也会视为畏途。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胠箧》、《天地》。然而主张“为我”的先秦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的《大宗师》，还是“外杂篇”的《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即杨朱）尽管未达至知，但都是正面慕道者形象。“杨、墨”仅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被剿灭，无须追剿。郭象竟固持儒学成心，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如此不合史实而又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治庄诸家竟然从无异议。
随着庙堂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政治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屈服专制庙堂也臻于极致的后儒，对已被郭象删改过的《庄子》越来越不满，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点断句读，甚至用骈文体裁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以致汪洋恣肆、不拘成套的先秦散文极品，竟被糟蹋成了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无数儒生的胡作非为，终于把郭象版《庄子》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更有甚者，今传《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后儒对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够彻底也越来越不满，又进而删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做伪证的伪《列子》中。《列子》张湛注文，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潘《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庄子集释》多于《列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没全引；二条《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4〕，由于郭象《庄子注》当时广布士林，伪造《列子》的张湛不可能再添加、伪造郭象注文来启人之疑，因此《列子集释》中多出来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后儒删去。这又进一步证明十二条小异者，也不完全是钞刻讹误，必有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曲解妄注的重点是《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曲解妄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抄《庄子》都是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张湛也没引用《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相关郭注，因此无法在《列子》中找到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但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删改必定不少——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中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先生的千古卓识“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删改《庄子》原文，曲解“小大之辨”，导致贯穿全部“内七篇”的“庄学四境”沉埋千古。
四、庄学四境：思想范式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如此结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混沌”寓言深意何在？为何置于“内七篇”最后？
“混沌”就是“造化”初境，倏、忽（喻时间）为“混沌”凿出七窍，意味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了打破“造化”初境之后永无止境的“文化”过程。
“造化”初境——混沌，是一切人类文化（包括庄学）得以展开的终极起点。《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之后，《应帝王》篇尾的“混沌”寓言之前，全部“内七篇”都处于这一终极起点之后，都属于“造化”之后的“文化”。不理解“混沌”寓言，就不可能读通“内七篇”。
尽管庄子对“造化初境”予以正面评价：“混沌待之甚善。”但庄子也对人类文化一劳永逸地改变了“造化初境”予以充分认知：“混沌死。”与复古倾向强烈的老聃不同，庄子不仅没有复古倾向，而且明确反对儒、墨诸家的崇古复古倾向。“内七篇”根本找不到《老子》津津乐道的“小国寡民”或“至德之世”——仅仅在郭象版“外杂篇”里才有。但郭象版“外杂篇”依然保存庄门弟子后学对“内七篇”的正确发挥：“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