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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承认别人的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相互欣赏，共同促进。前一种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容忍，一种没有办法消灭对方时候的权宜之计。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医学不能采取前一种包容的态度。现代医学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现代医学，即所谓科学的医学，人类在健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不足就把成绩一笔勾销。《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记录了抗生素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他认为这是后现代医学的开端，窃以为这是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误会，但无论如何，磺胺类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战胜疾病的能力。当今各种高科技在医学上的运用也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尽管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股骨头坏死及其他副作用，高科技的高昂费用让人反思医学的目的等等，但它们的效用本身不可抹煞。叙事医学要做的不是去反对任何一种医学，而是去成就所有的医学。成人之美是叙事医学的宗旨。要让各种各样的医学叙事都有自己的空间，让人们的可选叙事（alternative story）越来越多，让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不是相反。
叙事的意思就是讲故事。故事就像流淌的小河，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叙事医学的精神如同《周易》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 叙事医学的生命力来自它永不僵死的世界观。医学不应该是必然，而应该是可能。信奉必然的医学必定会成为权威，成为权威的医学就很难再顾及人的尊严。当一个人浑身插着管子，完全靠机械的力量维系的时候，现代医学所关心的是治疗过程是否符合它的理论和规程。“人的尊严”在它的视野中很淡很淡。但信奉可能的叙事医学则不然，“执手相望，娓娓道来”，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一个人的健康的根源。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纽约就爆发了一场风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很可能有。叙事医学就是在对不确定性的尊重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把人的健康和生命引向新的篇章。
有人说“医者艺也，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在实践的层面，医学应该可以做事，可以积极协助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在理论的层面，医学应该可以容纳无限的可能，若有若无，若恍若惚，恍恍惚惚，其中有真；在元理论的层面，医学不是别的，就是华夏文明一以贯之的易道精神。在拙文《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中我曾经说：“在它（中医）被埋葬的地方‘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将重放光芒”。现在我要说这种医学智慧便是“叙事医学”。可以说，两种医学争斗了近两百年，起初斗志昂扬，继而两败俱伤，继而垂垂老矣——寿终正寝。如今，在医学的墓地上正有一种新生的力量慢慢发芽、成长，开出了一朵朵稚嫩的小花。她们究竟能长多大，究竟能不能结果，尚待业医者、好学者去呵护、去栽培……
宗教化了的科学是科学吗？
？ 李启咏
（一）
科学是干什么的？科学是求真的。科学追求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的一致，一致的程度越高，说明越科学。
科学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任何现成的结论只能接近客观事物，但都不能穷尽本领域的所有客观事实。为此，需要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积累、质疑、辨伪、创新。
为了避免片面性和错误，就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人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仅有实践还不够，因为有的理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有的理论则不容易通过实践来检验，或者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的实践才能检验。例如，讨论“人是如何产生的”、“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就无法还原事实进行重复验证。为了减少片面性，就需要集思广益，充分尊重不同探讨者的思想，发挥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认识接近于客观事实。
有人说，好了，科学的作用这么大，我不信仰宗教，我信仰科学。那么，科学自身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信仰呢？不能！其一，科学追求主客观的一致，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善恶评价的功能。科学是客观的、冷静的。信仰科学的人，其内心容易趋向于冷酷。其二，信仰科学不外乎信仰“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但是，任何“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都具有相对性、局限性，而不是绝对的，当这种“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有问题的时候，信仰科学常常变成信仰谬误。因此，崇尚科学这种提法不错，但是把科学当成信仰和宗教肯定是有问题的。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看，人们的信仰常常十分顽固地作用在科学领域，阻碍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提高。例如，当科学家最初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引起了宗教的恐慌。提出“日心说”、质疑“上帝造人说”的科学家作为异端受到了迫害。反过来，一般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比较科学，比较有道理，但是，如果把达尔文的观点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来信仰，把别的观点当成禁止传播的异端，那又错了，达尔文的学说实际上又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
2001年，中国一批反“伪科学”的人士曾经搞了个“十大伪科学代表作”评选，把一位博士写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一书列在其中，并要求有关部门禁止出版。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把达尔文的认识当成了宗教来膜拜，看起来是在维护科学，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达尔文教”的教徒。反“伪科学”的人士或许不知道，达尔文的学说同样也是一种科学假设和科学猜想，而未必就是绝对的客观事实。有兴趣的探索者提出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也是一种猜想和假设，这种思想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不能认为达尔文的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科学和结论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反对的，是允许人们对着它“胡思乱想”的，否则科学就不能前进。一切可贵的质疑和探索都应该受到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反科学”问题。
科学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信仰。如果科学或者某种“科学结论”成为一种宗教，或者一种信仰，那么，科学前进的脚步又会被束缚住了。科学一旦成了宗教，科学创新就会被严重窒息；科学一旦成了信仰，旧有的“科学知识”就会变成顽固的偏见，科学就会演化为迷信。
上述问题，在近年来一些“反伪科学”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神教”。一些“反伪科学”行为的实质是打着科学旗号的宗教，挂的是科学的羊头，卖的是宗教的狗肉，也可以称之为“极端科学主义”。“科学神教”和别的宗教外在表现形式不一样，因为它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具有很强的蒙蔽性（这和极“左”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害人一样）。从个别“反伪科学”人士在网上大量发布的藐视中国司法、丑化中华文化、诋毁宗教信仰、肆意谩骂他人的文章看，“反伪”活动还有明显的邪教化趋势。
日本科技史学者汤浅1962年研究了1501年到1950年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后提出，在这四百多年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即从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