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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关系过于密切，很多事情当然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怀疑的邪火烧到他的身上来了。韩非子把同床列为八奸之一，作为防范的重点，看来太子丹对此也作过研究。正因为上述原因，太子丹使吏追捕他，他机警地变名潜逃，而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江充的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他逃入关中，诣阙告太子丹。一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江充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见到了汉武帝，告了御状，所列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将他投入魏郡诏狱，被判死刑。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罪行申说，反诬江充“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他还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思想，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但是，赵王彭祖的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能使这位骨肉之亲的皇帝感动，最后还是废掉了这位刘丹的太子资格，而仅仅免于一死。
江充斗垮了赵王父子，他的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而成为朝廷的近臣，很快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好中了武帝的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江充魁岸身躯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燕赵固多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
“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作为一种战略来说，的确是深刻而高明的。这比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而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曲媚便僻侥幸得势之辈。在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而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正表明他不愧为一代雄主。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那些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于是，他们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使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在与贵戚的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为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汉代的长公主都喜欢为她们做皇帝的弟弟物色美女，首开其端的就是这位馆陶公主。当时，景帝后宫的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赞誉而得贵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这位识短而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使这位皇帝乃姊老羞成怒，于是把目光转向王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据传说，这位后来的皇帝竟是一位天生的情种？选虽然当时只有四岁，却表示如果将来能得到这位表姐（即馆陶公主之女）为妻，一定打造一座金房子来给她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屋藏娇”的佳话。
王夫人许婚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由于馆陶长公主与汉武帝的皇位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敢于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大量的随从车马显示她特殊的高贵和尊严。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位，对于她这种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然而这次长公主的车骑却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馆陶公主对自己的行为是习以为常更有恃无恐。她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被具。
另一事件是对太子的制裁。
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惶恐了。他请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以免父皇知道。但是，江充却不听这些，竟如实上奏。汉武帝备极赞赏江充此举，认为“人臣当如是矣”。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了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极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是有充分了解的。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地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了汉武帝的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过分娇妒，由于岁月流逝容貌衰减，更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祠祭祝诅被贬于长门宫，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阿娇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的确可以使人潸然泪下。但这首艳赋并未能挽回汉武帝的龙心。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宗法关系的传统约束和昔日在立太子时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这位贵妇人还老而内行不修，在五十多岁的高龄，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把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弄来做面首，以至不得不膝行向她的侄儿及女婿的汉武帝谢罪，以求得他的宽赦。可以说，到这时候，长公主的声威已一落千丈，不过一块空招牌罢了。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也正处于严重的感情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这位卫皇后本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名叫子夫。由于武帝即位后数年无子，武帝的大姐又依照乃姑馆陶公主的故技，准备了十几名良家女，打算当武帝到她家时献上，以备日后能够左右汉室的君位。但是，汉武帝对这些良家女一个也不满意，而“独悦子夫”。这种命运的巧合，使这位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她自己则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由奴婢而为皇后，汉武帝对血统的贵贱竟是这样超然。
孟德斯鸠曾说，专制制度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愿，反复无常的情欲领导一切”的。汉武帝开始宠陈皇后，后来又移爱于卫子夫。一旦卫后因色衰而爱弛，那戾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武帝一生，他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对天堂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就愈加强烈了。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