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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王母惜，稍慧女兄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在诗中山谷借用同样是庶出的《潜夫论》著者东汉的王符，来表达自己对庶出幼子的格外期待。钱振常以此给儿子命名，可谓心有戚戚，老父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可见一斑。
对于早年家庭教育的影响，采访过钱玄同的王森然是这样描述的：
其父振常，幼颖慧，喜骈俪，中年擢进士，晚年湛深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疑古先生之学，能从弘大处立脚，精微处着力，固因其别具天才，其能合零为整，披沙拣金，归纳而系统之者，实由振常先生之已奠其基础也。
王森然采访钱玄同在1935年，此段归纳虽未必全是钱氏口授，但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钱氏本人的意思。就学术旨趣而言，钱玄同在幼承庭训中耳濡目染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1910年时，钱玄同回顾父亲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余自毁齿以来，先子常以许书、太史公书等命检架上塾中”。由幼年的《说文解字》和《史记》开始，文字学和史学后来成为钱玄同治学最基本的领域。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当年均以骈文著称。而骈文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字功夫和典故的积累。钱玄同一生以文字音韵学见长，所作文章书信中常喜欢化用典故，这都可以看出家族学术的影响。
钱玄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也去世。此后对他的生活最有影响的家族成员就是长兄钱恂了。钱恂长钱玄同三十三岁，早年奔走于薛福成、张之洞幕下，后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担任出使荷兰和意大利大臣，是晚清著名外交人才，和维新派、革命派都多有联络。其夫人单士厘裹着小脚随钱恂走遍世界，所留下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使其扬名至今。在父母先后亡故的情况下，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理所当然的。钱玄同此后的留学日本，回国在家乡任教、任职，入北京教书，多得钱恂的提携和帮助。而早年单士厘对钱玄同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在日本留学时，钱玄同生病，嫂嫂单士厘就曾亲自给他调药送食，陪这个日语不精的小叔去医院看病。钱玄同留日时的费用也是径向长嫂索取。对于钱玄同和兄嫂的关系，钱玄同的老朋友黎锦熙这样说：
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他常陪着他哥哥和嫂嫂同到德国饭店去吃饭，因为他哥哥是爱吃西餐的。他到了晚年，他嫂嫂八十岁了，著有关于清代闺媛诗文的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黎锦熙用的“恭顺”一词，准确精要。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钱氏兄弟的关系确实可以此来衡量。茅盾是当年钱玄同在湖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他忆及当年，有这样一个镜头：秋老虎时节，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儿子钱稻孙高举洋伞跟在其身后，弟弟钱玄同和他并排，但略靠后，一行人安步当车，在湖州的大街上漫步。这种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形象体现的正是一种家族内的伦理秩序。在钱恂之后，再次发起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宗祥曾说：“玄同是念劬教养大的小弟弟，见了这位老大哥比耗子见了猫还怕。”张宗祥曾与钱玄同一起在浙江教育司任职，与钱氏兄弟都多有接触，他的这一惟妙惟肖的比喻至少反映的是局外人的直观感受。应当说在钱玄同和长兄长嫂的关系之中，既有礼的因素，也有情的成分。在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到北京后每一年钱恂和单士厘过生日，钱玄同都要到府上拜望，有时还单独请兄嫂吃饭。对于钱恂提出的大家族或关系圈子内的聚会，钱玄同也是随叫随到。1927年2月，钱恂病危之际，家族内因为钱玄同“潜心《三礼》，拥护礼教之故”，请他主持丧礼，钱玄同不能推辞就答应了。这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上午视大兄，据云心脏益衰弱，吃了些强心药，略见兴奋，但比昨天又大不如。弥留之际的兄长只是‘太太、太太’的拉住了嫂嫂，这样叫，真令人酸鼻。”第二天钱恂去世，在又次一日钱恂的小殓上，钱玄同本想不穿孝衣，不过最后还是穿了，只不过行的是鞠躬礼，而没有跪拜。
钱玄同在治学和为人上和长兄都颇有相似之处。钱恂生平不以学问名世，不过作为一个外交人才，他以出色的眼光将大量当时的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使钱恂的名字至今在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很多学科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但钱恂本人最钟情的还是小学。他晚年撰家乘中提到自己一生的著述时，首列音韵学著作《韵目表》，称“生平所撰此最精，刊亦最早”。其夫人单士厘也说“夫子好治小学暨韵学”。由此观之，将小学视为钱氏家学也是有相当根据的。钱玄同当年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的废汉字、人过四十皆可枪毙的口号都是耸人听闻之论。而兄长钱恂当年在朋友圈内，也是以偏激闻名。眼见国家衰弱而深感救国乏术，钱恂常发一些峻急的言论。早在1895年钱恂就曾在私下对宋恕说“黑发者种类不佳”，搞得宋恕只好以“不敢苟同”相答。1898年，他又在京城中大发高论，认为中国必将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为此张之洞还得为他打圆场。钱玄同这位长兄的爱走极端之性情可见一斑。
长兄对钱玄同的另一至大影响是替他定下了终身大事。钱玄同的夫人徐婠贞也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在绍兴建了一个很著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经年。而父亲徐元钊又是钱振常当年在龙门书院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谊。1904年冬，由钱恂做主，钱玄同和徐婠贞订婚。不过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似乎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观其1906年5月述其结婚前后的日记，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场别人的结婚，全无一点喜悦或兴奋之情，而多是对结婚前后烦琐礼节的厌恶，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
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而他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
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他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怒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他的太太于民十三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直至现在尚未复元。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钱先生爱访友谈天，但向来不欢迎朋友们到他家里去，所以我二十年之久，只到过他家里一次。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有时报告我：“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原注：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
黎锦熙的立意全在从道德伦理的立场表彰钱玄同，却也说出不少钱玄同并不舒畅的婚姻状态。后来钱家兄弟作回忆父亲的文章，说“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这多少有点为亲者讳的意味，多年以后遥忆当年的家庭氛围总会有些温暖的色彩。实际上，钱玄同和夫人的不尽和谐在圈内几乎人所共知。王森然就说钱玄同“对家庭生活颇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师大宿舍十余年，后住孔德学校亦十年有奇”。而无论干什么、“无论何时，未尝见其携眷也”。赵元任的夫人、医生杨步伟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25年的一天，钱玄同很着急地到杨步伟的诊所，“可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