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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13楼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藉，至于今而始言建国焉，又必以抗战而始可言建国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国人之不肖，文化之堕落故。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迁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世。是既疑我先民久为幸生、偷存，而我当前之所为抗战与建国，是不啻仍将效法我先民继为此幸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虽然，我之此书，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马光，以名世杰出之才，当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之际，独愀然以为未当，退而著史，既获刘、范诸君子相从扶翼，又得政府之资助，晏居洛阳，设局从事，先后垂二十年而书成，以为可以“资治”，故名曰《资治通鉴》。其书衣钵沾溉于后世，至今不能废。稍知从事于国史者，恣渔猎焉。
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业，推司马氏，岂不伟与！今去司马氏又千年，史料累积，又十、百倍于司马氏之时，而世局之纷纭错综，则更非司马氏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又加之以人不悦学，士方蔑古，竞言“革新”者，谓可以绝无资于鉴往知古之劳；而治史者亦务为割裂穿凿，以逃世笑。穷不自揆，避地来滇南，深惭偷生无补国难，独奋私臆，穷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成此区区五十万字。又复蔽帚燕石，妄自珍惜，谓散亡之无日，保藏之难周，朝脱稿，暮付印。欲于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之史迹，幸有当于其万分之一二。
以视往者司马氏之郑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足以愧杀人耶！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
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明国二十八年一月钱穆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书 成 自 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