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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后日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其言为大臣所嫉，格不达。】
大抵当时变法，牵一发，动全身。苟求全变，势不能速。若使有统筹全局之君、相，慎思密虑，徐以图之，庶乎有济。而清室诸帝，自咸丰以下皆非其人。【咸丰二十岁即位，三十一岁卒。同治八岁即位，二十一岁卒。光绪四岁即位，三十七岁卒。宣统三岁即位，六岁逊国。即以年龄言，皆不足担此重任。同治时，东（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帘听政，继续至光绪时。母后临朝，—更难济此危局。】
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 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后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大臣。濒行疏言：“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勅（chì）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岂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于氏此论，为政局常态而言，未尝不是，然其时清廷绝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
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满洲亲贵，与一辈旧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将皇帝之革新事业，全部推翻。政局骤变，不过一转瞬之间而已。其时新党诸人，谋欲劫胁太后，拥护皇帝亲政。此等举动，在当时情势下绝无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为，谓：“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是时满人反对变法之意态极鲜明。凡于变法下将失其地位之汉人，以及可以於反对变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满族政权之下。康等过激之态度，亦不为一辈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动势力之抬头，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却更催满洲政权之覆灭舆革命之崛起。
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
洪亮吉 嘉庆四年上书，谓：“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众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
盖清自乾 嘉以下，世道日坏，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乃转而逃於此。【曾国藩在军中，为圣哲书像记末附长论，亦为此种风气发也。】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清代士大夫研佛学，其事亦起于乾、嘉之际。直至清末，即如康有为、谭嗣同辈，皆读佛书。此虽异于洪、曾所指摘，要之为一种风气下演变而来，足以说明清中叶以下思想界之空虚旁徨舆不安宁也。】
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所以继续于辛丑和议以下的，还是国内一片变法维法维新的呼声。然而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刚毅有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州肥。”满族狭隘的部族观念，既自促其政权之崩溃，亦於国家前途，有莫大之损害也。】及清德宗与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澧【溥仪父。】为摄政王监国监国，袁世凯被逐。【李鸿章卒，以直隶总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荐袁，袁已隐然为当时汉大臣之领袖矣。】载澧自统禁卫军，而以其弟载洵主海军、载涛为军谘大臣。【即参谋大臣也。相传载澧于丑议和赴德谢罪，德亲王亨利告之曰：“搅握兵权，整顿武备注集权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内阁成立，满人九，内皇族五人，汉人四，满、汉畛域益显。
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发之一路。
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陧，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