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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尼多年前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她的绘画作品增添了美国西岸的壮观景色。她说：”虽然我不可能再在小河溅水和骑马，但我可以坐在户外，许多气味、谐和、美景充溢着我的感觉。”她运用她那不平凡的口艺重绘那些风景，有时是在一群观众面前即席绘画。
钟尼演讲时，有时谈及她在马里兰州画室外的大马廊。在农场中，那是钟尼最喜欢的建筑物，因为它藏有她最爱的回忆：鲜味的干革、好动的马儿发出的沙沙声，及她童年时曾探险过的暗角。
钟尼描述马厩迷人之处、它的美以及她父亲对其制成品引以为傲。然后，她又描述恶梦似的回忆：一群野蛮人放火，全然烧毁了马厩。那次可怕的景象在她的心里留下烙印：她心爱的马儿狂乱的尖叫声、燃烧着的肉味、她的家人和邻舍发狂地奋力救火。
然而，故事不是在那里结束。她父亲的身体虽因关节炎而弯腰扭曲，却开始再次亲手重建马厩远艰辛的工程。地基没有烧毁，他在其上配署新的大鹅卵石、新的横梁和新的木板。这重造的第二个马厩，甚至比第一个更堂皇。
钟尼说：“我就好像那个马厩。我以为我的人生已被压碎得无法修补。但是，靠看上帝和朋友的帮助，它被重建了。你现在能否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快乐？因为我已重获我以为永久逃避我的东西，就是得着丰盛的人生。
两个受苦的人
钟尼和布雷恩代表了那些痛楚不受控制的不幸者。四肢残废者、癌症受害者、有先天残废儿女的父母——这些人承受著罕见的苦难。很可能对“痛楚的礼物”这等观念退缩。他们必然觉得这句话听来空洞且属虐待人的；痛楚失去其自然循环的特性而变成了怪物。
一个人因她的受苦而成名，而另一个人却因他的受苦而失去名声。几十年后，这两个人依旧不良于行。然而，布雷恩和钟尼都按他们个别的方式，找到力量继续活下去，甚至成长，而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却是医治创伤心灵这个过程的必需部分。
布雷恩直接面对起因的问题：上帝要负责吗？他和父母都确信上帝和他们同样厌恶他的情况。他的结论与本书的一些主题背道而驰，因为他拒绝受苦有转化价值这等思想。虽然他承认上帝的旨意是要使用他的痛苦带出善，但他却拒绝这个思想：上帝容许他的余生继续处身这种景况中。他冒险将信仰并几乎是他的神学放在得到医治的希望上。
即使这个立场达布雷恩一家的朋友都难以持守，却意味着转向上帝。尽管很少人经历过这等程度的折磨，但布雷恩却坚持信靠和相信一位仁爱、可敬的上帝。在天堂，布雷恩必定会好像约伯、哈巴谷或耶利米一样，怀着信心大步前行，因为他看见最恶劣的世界而仍然相信。
除了那短暂即逝的痛楚外，钟尼大部分痛楚都是心理上的，就是丧失的痛。目前，她的人生已显示出一个得胜和喜乐的恩典旋律。她诚然与上帝较力，但却没有转离他。她显露出一种灵性的深度和成熟，给数以百万的人带来激励。我不是暗示每一个受苦的人，都能有青钟尼的成功故事，他们不可能和她一样，因为钟尼有独特而多样的恩赐和才干。但是，她自由使用这些恩赐和才干，却达成了另一个目的：她使受苦“带有尊荣”。
钟尼起初收到大量的信件，鼓励她要祈求医治，或严责她缺乏信心。当然，她确曾为得医治而祈祷。在1972年夏天，她与大约十五人一起举行秘密的医治疾病聚会后，坚信在未来的几周内，她的脊髓必会神迹地再生。她甚至致电给友人，警告他们说：“请注意，我会很快站在你的家门外；我将会痊愈。”
事与愿违。钟尼在她的著作中解释她为什么被迫做出一个困难的结论：她的身体不会得到医治。现在，钟尼称她的意外是一个“荣耀的侵犯者”，又宣称这是发生在她身上最好的事。上帝使用意外去引起她的注意力，又指引她思想他。她说若然没有意外，她的确很可能活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状况：无目的、享受舒适，现今可能有过两次离婚经验。
这次受伤的事件将一切都改变了。时间足以证明上帝在钟尼身上的恩典，她现今成了强力的标记，足以镇压无聊的信仰争论。得不着医治是不是代表缺乏信心？但钟尼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再者，钟尼成了受苦被“救赎”或转化的最佳模范。当她努力成为极好的作家、演员、歌星和画家后，就决定献身从事她最大的专长——她的残障。今天，钟尼负责经管一个名叫“钟尼和朋友”的事工，主办会议和研讨会，并为有价值的计划提供基金，给予残障人士使用。
钟尼梦想能唤醒教会去认识残废者的需要。又装备基督徒在社会各处担任医治者的角色。目前只有少数的群众。要听个人见证的人比听协助残废人士研讨会的人为多。但钟尼一步一步地把希望带给残废者，也启迪健全人。
感谢上帝，我们只有少数人要忍受钟尼或布雷恩的试炼。方式虽各有异，他们二人却活出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真理：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时期的瞎子、两个现代的四肢残废者——一个来自西雅图，另一个来自巴尔的摩——都显明了上帝的作为。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其他见证人
透过受苦的人，世界才会进步。
——托尔斯泰
瑞士内科医生和法律顾问杜尼耶在《创意受苦》一书中记述他读过一篇令他大吃一惊的文章：《孤儿领导世界》。这篇文章刊登在一本受人重视的医学杂志上，综览对世界历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三百个领袖生平。当作者研究这些领袖一些共通点后。竟发现他们都是孤儿出身的——由于父母死亡或分居，不论在实际上或情感上都引致他们童年受到严重的剥削。他的名单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罗伯斯比尔、华盛顿、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皇、梅厄、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卡斯特罗等。
杜尼耶写道：”我们举办讲座，解释一个孩童在成长期的时候，父母能和谐地一起扮演他们个别的角色，对他何等重要。然而，我们忽然发觉这个重要的特质，却是那些对世界历史最有影响力的人所缺乏的！
杜尼耶本身是一个孤儿。当他妻子死后，他很快就思索孤儿这个特殊现象，因为年老的他再度感觉自己变成孤儿。以前，他评价人生的每件重大事故——成功的或悲剧的——不是善就是恶。但现在他开始觉察事件无论幸或不幸，两者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们始终不会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出反应。按道德感而言，善和恶并不存在于事物内，却常常存在人的里面。
这种洞悉改变了杜尼耶研究医学的方式，令他发展出全人医治的理论。他说：”极少人是事件发生的主脑人，但是（连同那些辅助我们的人），我们却要对我们的反应负责……受苦本身从来不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时常对抗它。重要的是人面对受苦时如何反应，那才是这个人的真正考验。我们对人生、人生的改变和机会抱著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一个患病或被悲剧所困的人信任我，并对我说：他如何解释那打击着他的悲惨事件？他个人将会有什么反应？一个积极、主动、有创意的反应会发展他的人格，抑是消极反应会妨碍人格的发展呢？…在适当时刻付出适当的援助，可以决定他一生的方向。2
杜尼耶行医时，每天都看见受伤的人，他很快就承认受苦只会使人颓丧，并不会引致个人成长。事实上，这是他的理由放弃传统的诊断及治疗方式，而开始关顾病人的情绪及灵性的需要。他觉得有责任引导病人把受苦看作是一种转化的工具。
杜尼耶使用胡桃钳作类比。不能预料的灾难会用力打破个人安全感这个硬外壳。当然，压碎的行动会引起痛楚，但它不一定造成破坏。相反地，在正常的环境下，混乱可以带来创意的成长：当旧有的常规和行为方式不再行得通时，病人在毫无保护和易受伤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新出路。
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牧师或挚友的角色很简单：令被钳制的事件不受破坏，又帮助受苦者看见，就算是最坏的困境，也能开启成长和发展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