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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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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惟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懿安太后已是惴惴不安,数日来茶饭不思。    
    她没想到即位的光王竟原来是这么一位欺世之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手软,在那次刺杀失败后应再接再厉,致他死命。眼看皇上的生母郑氏已居太后之尊,攻势仍是咄咄逼人,而自己孤零无靠,如何能够抵挡?太后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身为四朝太后,三朝祖母,功臣之后,皇叶之身,竟被人强逼如此,心里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太后心道:“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吗?那好,我就死给你看!千秋万世,让你这个无德之君留下个逼死国母的恶名!”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太皇太后在两名侍女的陪伴下登上兴庆宫里的勤政楼。其时风和日丽,草木葱茏,太皇太后倚栏而望,却不禁悲从中来,想想如此下去,终究难逃一死,不如就此了断了罢。主意一定,便巍巍颤颤地跨栏而上,要往下跳。    
    两侍儿吓得面色飞白,扑上去拼着全身力气拽住她。太后大叫:“休得阻拦!我这是要遂皇上之志,快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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