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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文最早认识的两个人吕温和李景俭因为这八个月期间不在长安，受牵连较少。吕温出使吐蕃将近一年，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于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韩都是陆质的学生，传其《春秋》之学，为人极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未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在他们看来，如果吕温在场，结果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他死后，刘禹锡在《哭吕衡州诗》中还为此怅然不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柳宗元更对他的早死悲痛欲绝，他在祭文中写道：“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俭也因服母丧不克与事。他与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怀怨望的窦群是同门，后来受窦群提拔出任监察御史，结果又因窦群获罪连累被贬。李景俭参加了后来讨伐淮西的战斗：于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怀往事，心情忧郁，终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刘禹锡（公元772…842 年）
一
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就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尽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真是一语千金！
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辟竟然自为留后。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但刘辟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刘辟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进攻。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辟。”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
“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辟。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
时代已略有不同，藩镇力量已弱，自无德宗时问鼎之势；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