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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129＇南逃途中，八十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130＇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131＇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而已，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由来已久的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这固然是由于“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厚的地区，同时也因为“（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132＇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如所周知，朱勔是其老家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幷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133＇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骇骨，加以唾骂。”＇134＇杭州不仅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而且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幷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35＇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136＇童贯不仅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幷且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幷补官。”＇137＇据统计，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即封官达4700多人。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还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138＇童贯有“着脚赦书”＇139＇之称，这不失为一个原因。所谓“人情大悦”与“着脚赦书”，实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或许也多少收买到了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140＇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幷令截住，不得放行，听侯指挥。”即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幷截留具奏。”＇141＇即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142＇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而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143＇这三道“圣旨”都事关重大，将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146＇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立即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幷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148＇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149＇“东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将复辟于镇江”＇151＇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况且不能视为不根之语。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自江以南，诏令将壅不行”；＇152＇“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153＇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对此，钦宗公认不讳：“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钦宗虽然生性素来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对其父亲寸步不让，。如刚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这道指挥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即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158＇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很清楚，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的处境，幷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159＇幷无大错。
众所周知，东南地区是徽宗黑暗统治的重灾区。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160＇“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162＇“东南之人欲食其肉。”＇163＇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鶏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之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165＇
徽宗的宠臣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167＇难怪他不久即“以疾为解，辞归京师”，＇168＇从此断绝了与徽宗的联系。像高俅这样回到开封的官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之后。为徽宗保驾的胜捷兵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169＇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些善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