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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一物等价线
为什么人们会以命换钱换物？这笔账是如何算的？如何估算盈亏？这种计算 要考虑许多生理的和精神的因素。精神因素比较复杂，这里不谈，我们只讨论相对简单的生理因素。这就要涉及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即“命—物等价线”，简称“血线”。
在血线之外的生存资源，就是所谓的身外之物，即那些生存必需晶之外的东西，货币是其符号化的代表。在这条界线之内的生存资源，可以称为“等身之物”，那是养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譬如一杯水，这是身外之物吗？如果我把它喝下去，不到一小时，这杯水中相当一部分就转化为我的血。如果身处沙漠，失去这杯水，其意义不下于失血。如果体液少到某个临界点，失去这杯水甚至意味着失去生命。再比如，今天中午的一碗米饭，其中许多水分子和碳原子，如今已经成为我的细胞的组成部分。在饥荒中，失去这半斤米饭，就意味着失去一两肉。
总之，在饥寒交迫濒临死亡者看来，寥寥衣食就意味着身体和性命本身，绝非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等身之物中间的分界线就是“命—物等价线”。越过这条线，生存资源便获得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
一旦突破了这条线，以命换物就可以视为有利可图的交换。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血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
例如，作为卖命者的土匪，其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种计算，实际在评估着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对特定生存资源的依赖程度。请想象大饥荒中的一条朝不保夕的生命，假设无业灾民在这场饥荒中死于饥寒的概率为60％，那么，以民国时期40％左右土匪生涯死亡率，替换60％的灾民死亡率，这种交换显然是有利可图的交换。这种交换也体现了人们对生存机会最大化的追求。
在血线之上的权衡和计算，多少有了一些可供交换的东西，对方需要的东西，这才谈得上对商品效用的比较和计算。那时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放弃较低的效用，换取较高的效用。这也是对生命生存的质量的比较，但是不直接涉及到生命，无须赤裸裸地以命相搏。在追求更高的生存质量（效用）的意义上，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还有商品交换，这两个领域的逻辑是相通的。
法 酬
法酬这个概念，来自一段四川广汉土匪的故事。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 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这是道路秩序。还有田地秩序。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那么，这种制度收益就是“法酬”。在这个故事中，土匪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去直接抢掠，而是定期收“保护费”’那么，保护费减去实施“保护”所需的费用，剩余部分就是“法酬”。用公式表达：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
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法酬是血酬的制度化形态。无须刀刀见血了，不用拦路抢劫了，但收人的性质，仍然是土匪的卖命钱和百姓的买命钱，仍然来自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
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法酬是由规则带来的，而规则又是如何决定的？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从秦汉到明清，这条规则都是适用的。
从逻辑上说，在资源分配规则方面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元规则”这个概念，描述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生命换取的不是生存资源本身，而是资源分配的规则和制度，那么，血酬的计算就转化为法酬的计算——我要拼命打天下，争夺说了算的地位，由我立法定分，为此付出的生命与立法带来的收益相比较，究竟是赔是赚？胜算几何？
当然，暴力最强者对规则的选择范围并不是无限的，也要受到生产者的对策的影响。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最强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规则的选择。
血本，血本家，血利
血本，在这里特指那些可以带来“血利”的投人，其中主要包括武器装备和士兵的生命。军阀和匪首之类“招兵买马”的暴力集团首领，就是经营血本的血本家。
马克思关于“资本构成”的概念，描述了生产资料同劳动力在实物数量上的比例，以及购买这两种要素的资本在价值上的比例。同样，血本也存在技术构成、价值构成以及反映这二者关系的有机构成问题。武器装备与人力的最佳比例关系，取决于命价和武器装备的价格，体现了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强暴力的追求。随着技术的发展，血本有机构成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在军阀或其他暴力集团首领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品，购买之后，只要经营得当，就可以带来的血酬或法酬之类的回报。这个回报减去军饷之类的买命钱，仍然有一个余额。这个余额就是血利。血本经营的目标是追求血利的最大化，即争取血本收益的最大化。例如梁山好汉和民国土匪。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需要：1、估算自身的风险，2、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3、应付同行的挑战，4、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5、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6、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这就是血本家的业务。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他们的主要回报是法酬，或者是横规矩带来的收益，也就是那些血本经营的余利。
从血本经营的角度看，军功封侯制度、贵族制度和其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制度，都是血本运营中的卖命激励机制，其作用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和期权制。 历史弈局
把中国历史比喻为一局棋，这是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