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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浦熙修现身说法，成为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一种典型：“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她在揭发了罗隆基之后表白说：“我不幸堕落为右派分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1959年11月，她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当时她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使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此后，她由周总理安排参加了新成立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并参加了《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刊。对这种安排，她似乎自我解嘲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
此后的浦熙修，袁冬林回忆说：“开始她不愿多见人，活动的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总理也是躲着走。当时大多数朋友遭难，还常来往的朋友是费孝通伯伯（因同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过）、邓季惺孃孃、郭根（反右前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等。”（见《纵横》2000年第11期）她还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读书和思考问题上，烟也抽得更凶了。浦熙修可以说“这时真是遵照周总理在 1946年秋南京临撤退时对她‘多读点书’的嘱咐去做”了。她在给家父的信中说：“借此能够初步学习一下也是好的”，她还不无调侃地对运动后的父亲说：“大概从此你会安定下来了”。
也是在这以后，妹妹浦安修也不时来看她，她们彼此的处境和心情都不好，尤其是妹妹，更加内向了，“但她们从不怨天尤人，只默默地各以一颗苦涩的心面对人生”。如果用传统的女子忠贞观比照，这一双姊妹都是“背叛”了她们各自的 男人的，只不过浦熙修与罗隆基还只是情侣的关系。自那以后，用当年罗隆基奔走调停国共关系时因无限感慨而引述宋人柳永的词：“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祸不单行，罗隆基一人向隅之后，又添了一个彭德怀。四、罗隆基之后是彭德怀
把罗隆基和彭德怀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很不妥帖的，他们本不是一类人么，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世界观等等。不过，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他们都被称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时，他们又有了几乎相同的命运。
“反右”运动之后，党内的彭德怀也终于现身说法，兑现了伟大领袖要求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提反对意见、敢于“五不怕”的号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里除了没有被杀头之外，他几乎尝尽了所谓“不怕”的滋味。最后，他和浦安修离婚了。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彭、浦夫妇从中南海迁至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显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伤心地痛哭，痛哭丈夫闯下的祸要“株连九族”，她本能地害怕。应该说，浦安修和彭德怀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不同于彭大将军的直率和不计后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她是怕事的，所以，当她此前受命上庐山时（当时彭已受到批判），她带给丈夫的是一本《莱根谭》。无疑，庐山的风波对浦安修来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面对这场不虞之祸，她惶惑不安，据《杨尚昆日记》1959年8月12日的记载，也就是毛泽东8月11日作了长篇讲话，大谈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指称其在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参加“高岗集团”以及有所谓“俱乐部”等，并且还谈到彭的去留和辞职的问题，浦安修翌日即与“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谈话，谈话时间竟达五六个小时（“由10时半谈到4时”）。8月28日，她又和“中办”中南海管理局副局长的罗道仁一起与杨尚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大概浦安修的精神几乎发生了崩溃（杨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情绪不对！”）。经过这场不啻为后来“文革”的预演，她的政治经验让她明白了吴家花园的荒凉和凄寂其来有自，她从毛泽东詈言彭与之历史上“只有三分合作”的话中听出了分量，她开始有意识地逃避了。在彭德怀最需要亲人安慰和理解之时，她做不到，她悲伤、惶恐，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并且“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她要丈夫“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 检讨”，并表示不这样“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彭梅魁拿了这信转交给彭德怀，彭德怀看了后奇怪：“这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抄写的，她连个笔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怕成这个样子……”秉性直率的彭将军把这信揉成一团扔掉了，拒绝再看一眼。浦安修的抱怨让本来已经忍耐到极限的彭德怀烦躁不已，两个人开始争吵，分居。后来彭德怀上八万言书申冤，正好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枪口上，浦安修于是从吴家花园迁出，搬到她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北师大去住了。
显然，彭德怀的态度影响到浦安修狠下心来与他离婚。她给北京市委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当侄女把这消息告诉彭德怀时，“伯伯听了后泪水浸在眼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伯伯在流泪。”彭德怀对侄女说：“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已有预感，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1961年年末，一次在吴家花园吃过晚饭，彭、浦以及彭梅魁三人在场，彭德怀把一个梨切成两半，粗心粗气地对浦安修说：“你要离婚，今天就分梨。这个梨子我吃一半，你吃一半。”彭德怀三两口就吃完了一半的梨子，浦安修也拿起另外一半梨子，悄无声息地慢慢吃完。经过一阵沉默，走到客厅，彭德怀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对浦安修说：“这是我清理出来的，有的是你的，也有是给你的，你一起拿走，”接着帮她拿到院子中，浦安修闷声不响搬上车，走了。
此后，彭德怀赴“三线”前见过一回浦安修，再后来就是“文革”中北师大批斗大会上最后一面——他们两个人的生离死别了。在那次所谓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浦安修被作为陪斗，惨遭殴打，昏倒在地，旁边的彭德怀大声呼叫：“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彭德怀为浦安修因为自己而被牵连心中泣血。这次批斗大会后，浦安修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1967年8月31日，她独自走到颐和园昆明湖的岸边，吞下安眠药以求解脱，结果却被人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1969年10月，中央专案组对浦安修做出结论：她总算是“属犯错误”的性质，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与彭德怀政治上划不清界线”，却是可以改造好的吧，与彭德怀这只“死老虎”不同，后者无可挽救，只有关押了之（同案还有黄克诚、刘震、李聚奎、吴自立、王平、饶正锡、李锐等），浦安修和唐棣华（黄克诚夫人）二位，“罪”不至此，“可交单位处理解决”。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分明看到：1957年罗隆基们的铩羽、1959年彭德怀的忠而见忌，从此党外、党内是噤口无言，这时的“颐年堂”可真也成了“一言堂”矣，于是，共和国也到了它“最危险的时刻”。
五、“旧闻”记者的浦熙修
作为大后方驰名的新闻界“四大名旦”，进入新中国之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们。胡乔木也曾在一次会见中说：“我想了好久，想让你们四位女将来办一个杂志——《新观察》，一定会受欢迎的。”这时的“四位女将”，除了杨刚已经转业到外交部，于是替换为郁风，不过，这份《新观察》未及数年已经凋零了，浦熙修竟还成为“章罗同盟”中的“女将”。此后，那个“名旦”、“女将”，终于铩羽而去，人们见到的，只是一个“旧闻记者”的她了。
在身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后，浦熙修暂时抚平内心的创伤，一头埋在学习中，同时还有了想写作的念头，在给父亲的信中，她经常说起要“写些什么”，开始时“也只能�